解读侗族大歌是如何借助媒体对它进行传播的

　　在新媒体泛滥的时代，只要用正确的方法，就可以把一些小概率事件和名不见经传的人，变成了网络大事件。利用网络的开放性，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特别是对于一些稀有得到民族文化资源，就可以充分利用新媒体资源，让人人参与进来，更好地保护它。今天，小编就以侗族大歌是如何借助媒体对它进行传播的来阐释这个话题！


　　多年以来，邓敏文所想的，莫过于让侗族大歌继续唱下去。

　　为实现这个目标，他已经花了10多年时间。他搜集整理侗族大歌，发表文章呼吁保护，带着侗族歌队四处演出，推动大歌进课堂，创办“侗人网”,甚至还帮助“侗族大歌”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然而成效不大。侗族大歌还是由侗族人几乎“人人会唱”,变成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唱，而且还大都只能唱一些简单的歌。

　　他并不气馁，仍然在奔走呼吁。

　　“有生之年，我会一直做下去。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侗族大歌衰落。”邓敏文说。他是侗族人，今年69岁，头发花白，声音洪亮，底气十足。

　　没有特质的民族还叫民族吗？

　　触发邓敏文开始保护侗族大歌的事情发生在2000年。那时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这一年，中央电视台录制《大歌声声》节目，其中就有侗族大歌。栏目组邀邓敏文做翻译。

　　节目记录了侗族歌师吴培三的故事。这名女歌师，曾与侗族的另6名女子，于1986年接受法国巴黎秋季艺术节的邀请，赴法演出过。

　　这场演出深受国际关注。有国外音乐家评价，侗族大歌是“清泉般闪光的音乐，掠过古梦边缘的旋律”.有媒体甚至称“精炼优雅的侗歌，可以和意大利歌剧媲美”.

　　但女歌师并没有受到重视。她回到侗寨后，仍然日复一日地忙于农活。又因其名声太大，年轻后生对她“望而止步”,她始终找不到对象。

　　节目录制完毕，邓敏文和同为侗人的妻子龙月江都陷入了沉思。在他们的观念中，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对于一个信奉“饭养身，歌养心”的民族，侗族大歌本该是这个民族的生命。

　　半信半疑之中，他们专门拨通家乡亲友的电话，询问吴培三的事。当得到证实后，夫妻二人相对而坐，默默无语。

　　其实，侗族大歌前景不妙，夫妻俩均有体会。不过，那时他们尚未在意。

　　1991年春节期间，邓敏文回老家考察侗族文化。一天晚上，附近侗寨的几名姑娘到竹坪村演唱侗族大歌。根据传统，竹坪村必须有男歌队出来与姑娘们对唱。可遗憾的是，几名姑娘从晚上10点多开始唱，一直唱到凌晨一点多，竹坪村始终没有小伙子出来与她们对阵。后来姑娘们觉着没劲，只得自唱自答。

　　邓敏文和村里一些老人，就坐在鼓楼下听着姑娘们唱歌。“老人们一边抽烟一边叹气，直说‘丢脸’。”邓敏文回忆道。

　　为此，这名研究员还专门写了一篇小文章，提出要警惕侗族大歌中的“阴盛阳衰”现象。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龙月江帮人筹办一个侗族风味的饭店，负责招工等事务。她回到贵州老家，走了数个乡镇后，才招到8个人。她的要求很简单，会唱侗歌、中学毕业的年轻小伙和姑娘。而她招到的8人，大部分只有小学文化，有的连字都不会写。

　　这件事邓敏文非常清楚，还曾为此难过了一阵。

　　直到听说了吴培三的命运，他深受刺激，“太悲惨，任何一个侗族人看了都不会好受。”

　　随后的几天，邓敏文晚上都在伏案写东西。不久后，他发出《救救大歌》的呼吁信。

　　在信中，这名侗族人写道：“我们的侗族大歌值不值钱？值多少钱？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回答，才能争取，上帝是不会把钞票送到侗乡来的。只要努力争取，总有一天，我们的吴培三们也会……变成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双重富翁。在此之前，我只能大声呼喊：救救大歌！”

　　《救救大歌》的呼吁信发出后，夫妻二人又回到侗寨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

　　据他们的调查，290万侗族人中，生活在大歌流行区域的不过10万人。

　　贵州省黎平县岩洞镇的岩洞村和竹坪村是侗族大歌的流行区域之一。在这两个地方，会唱3首侗族大歌以上的中老年人（30岁以上），只占这个年龄段总人口的50%左右；会唱3首侗歌以上的青年人（16-30岁），占这个年龄段总人口的比例更低，只有20%左右。

　　这些会唱侗歌的人，绝大多数，只会唱近年来极力推广的、短小的“流行大歌”.比如《蝉之歌》、《知了歌》、《大山真美》等。而这些歌只是“侗族大歌的皮毛”.

　　更深、更长的经典侗族大歌，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会唱了。夫妻二人曾寻访各个侗寨的民间歌师，只有一些七八十岁的歌师，还能唱出诸如《白雕》、《情人》等长篇叙事歌的一些片段。而像侗戏等文艺形式，会者更是寥寥无几。

　　“侗族大歌是侗族的特质，没有特质的民族还叫民族吗？”邓敏文双手扶着沙发，把身体坐直，收起了他惯有的笑容。

　　侗族大歌是侗人生活的一部分

　　侗族大歌是一种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多人合唱形式，无指挥、无伴奏，自然合声。这是侗寨的三宝之一，其余二宝是鼓楼和风雨桥。

　　侗族传统中，大歌本在青年人中尤其流行，是求偶的必要手段。很多侗族青年，都是通过此种形式，找到了自己的意中人。

　　吴帮中就是通过唱歌找到自己妻子的。他的母亲是岩洞镇宰拱村的一名歌师，他的妻子是母亲的学生。

　　他看上了这个姑娘，经常在晚饭后，邀请村里的同龄人，到姑娘门前唱歌。这姑娘也邀请自己的姐妹，和他们一起对唱。

　　他还清楚地记得他对妻子唱的第一支歌：

　　“出来出，出来跟妹借书读；借书读过年十五，借船渡过洞庭湖；洞庭湖，洞庭湖内栽稻谷；你我同栽要同打，同栽同打心才服。”

　　姑娘起初并不同意。他不甘心，连续3个月，邀伙伴到她门口唱歌。终于有一天，他用侗语唱道，如果你喜欢我，咱俩就私奔，等到大人发现了，他们也没办法了。姑娘也用歌告诉他，等着他的家人来提亲。

　　在吴帮中的记忆中，几乎每个侗寨都有歌队。春节后几天，各个侗寨的歌队，往往会向邻村的歌队发出邀约。

　　吴帮中是村里的“好嗓子”,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10年间，他经常组织歌队和别的歌队比赛。

　　通常，进村要唱“拦路歌”,一问一答。这一环节要持续两三个小时。如果能顺利过关，他们将在对方村里吃到7餐饭，并和村里的歌队对唱。如果不能过关，他们就只能“转战”别的村庄。这一挑战活动，通常会持续7至9天。

　　抹不开面子的事情，也能用唱歌表达。

　　龙月江听母亲讲过一个故事。一家的女儿，本来已与表哥定了娃娃亲。女儿长大后，通过对歌，又有了心上人。结婚那天，表哥的父亲也赶来吃喜酒。吃席当中，他就唱起来，质问为什么女子不嫁给自己的儿子。

　　女子的母亲也顺口就唱。大意是，葫芦还没长成的时候，我就把葫芦装满水按到水里，藏到自己的水塘中。哪曾想，葫芦自己跑到别人家的水塘浮起来了。葫芦指自己的女儿。

　　听到女子母亲这么唱，表哥的父亲也无可奈何，并唱了一段祝福的歌。

　　“侗族大歌是侗人生活的一部分。”龙月江乐呵呵地说。

　　看到老伴乐呵着，邓敏文便鼓励她唱一段。龙月江也不推辞，张口便唱：“妹来联，妹来高坡开丘田。妹来高坡开条路，开条大路进梯田。哥来联，哥来联妹共开田。高坡开田要有水，开沟放水进妹田。”

　　妻子一唱完，丈夫哈哈大笑。龙月江并没专门学过歌。这首歌，是她14岁那年回家，听表姐和情人对歌时学到的。

　　唱歌自然有歌师。侗族的歌师，在过去有很高的地位。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文化部门的一名老干部杨国仁回忆说，黎平的一些老歌师，农闲季节，就开始到各个侗寨教歌，以此谋生。著名的歌师，在一个侗寨，一待就是很长时间。歌师临走的时候，侗寨的男子，一人要给他一把米，女子每人给他一把棉花，“通常得几个小伙子挑回去”.

　　1958年，黎平县响应为建国10周年献礼的号召，组织了一个侗族民间合唱团，杨国仁为副团长。合唱团曾到几个侗寨试唱，每到一地，“杀猪宰羊”款待歌手。弄得杨国仁最后都不敢去试演，担心社员因为款待他们而饿肚子。

　　如今，这些景象，都被搁置在记忆中。邓敏文夫妇近年经常回到侗寨。有时，碰到活动，或者接待来客，侗寨的人会穿上他们的传统服饰，为这些人唱歌。风雨桥上，来客也能吃到一顿美味的“长桌饭”.吃饭期间，姑娘小伙端着牛角杯，唱着歌为每一位来客敬酒。

　　不过在邓敏文看来，这只不过是“表演”,完全没有侗族大歌的情味。

　　侗族人视为生命的大歌，怎么一下子就变得如此陌生？

　　邓敏文的考察越深入，他越发现，历史和自己“开了一个玩笑”.

　　他出生在贵州省黎平县岩洞镇竹坪村，听着侗族大歌长大。他小的时候，几乎每个寨子都有歌队。他经常跟着哥哥、姐姐们一起跑，多少领略过歌队的壮观。

　　小时候的他并不想学侗歌，因为学唱侗歌“太苦”,受不了那个罪。所以，他一门心思读书，一心想改变自己的生活。

　　20岁那年，当他考取中央民族学院（现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侗族语言和文学专业，并用9天时间辗转到北京上大学后，他还为自己的努力而骄傲。此后，这名侗族大学生逐渐远离大歌。大学毕业后，他辗转于部队、厂矿之间，更是一度忘却侗族大歌。

　　当邓敏文中年调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少数民族文学时，甚至在他后来主持的一项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国家重点社科项目时，他也只是把侗族大歌当做一个对象来研究。

　　吴培三的故事触发了他开始保护侗族大歌后，这名研究员才真正体会到侗族大歌对于侗族人的意义。

　　“侗族人视为生命的大歌，怎么一下子就变得如此陌生？”他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

　　他找到了一些答案。出外打工是冲击侗族大歌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侗寨也出现打工潮。就连吴帮中，这个经常组织歌队与别的村寨歌队比赛的歌师，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也到了广东打工。此后，他就很少回家唱侗歌了。

　　吴帮中自出外打工后，曾回黎平招过两次工，每次都会带走100多人，全是和他年纪相仿的。当时，他刚刚30岁出头。他的村里，现在剩下的壮劳力“不到三分之一”.

　　有报道称，黎平县外出务工人员，占到农业人口的18%.黎平县侗寨的歌队，也随着他们的出走，变得七零八落。

　　而歌队对于传承侗族大歌，意义不言而喻。侗族直到1958年，才有自己的文字。侗族大歌没有简谱，最早的传播，靠的是口耳相传。

　　“太难学了。”吴帮中的女儿吴金燕说。她今年27岁，是当地的知名歌手，多次获奖，曾赴多个国家演出过。

　　小时候，她跟着奶奶学侗歌。她喜欢唱歌，经常给奶奶捶背，博得奶奶高兴，好多教她几首歌。但后来她真正拜师学艺时，烦恼就来了。

　　侗族的歌师，大都白天在外干活，晚饭后才教人唱歌。吴金燕便同一些伙伴到歌师家，一唱就到凌晨一两点。她还记得，有一首侗歌，她用了几个星期，才完全背下来。

　　目前，吴金燕掌握40多首侗歌，大都不长。就这些歌，已足以让她成名。

　　尽管吴金燕的名声很足，但对于改善她的生活并无多大帮助。在邓敏文夫妇的联系下，吴金燕还曾到北京打工一段时间。这期间，她一边打工，一边组织族人排练，到酒吧等处唱歌赚钱。邓敏文夫妇以及北京的侗人，都积极为吴金燕等歌手联系小舞台演出，可收效不大。她没赚到钱，只好回到黎平的乡下老家。

　　为保护侗族大歌，邓敏文等人还推动了大歌进课堂活动，即在学生的音乐课上，安排侗族歌师，教学生们唱侗歌。然而有学生家长直白地告诉邓敏文：“我的孩子上学是要考大学的，不是来学唱歌的。”

　　一名歌师也曾对邓敏文说，学好侗歌，不如念好书，“还可以考公务员。”

　　对于侗族大歌受到的冲击，邓敏文还能列举出一堆原因。比如通讯技术发达，打破了以往单一的交往方式；比如文化多元化，族人的价值取向发生变化等等。

　　上世纪80年代初，邓敏文曾到黎平搜集《珠郎娘美》这部长篇叙事侗戏。当时，只有几名歌师能完整地唱出来。歌师一边唱，他一边用录音机录。每天录七八个小时，整整一周，这部长篇侗戏才录制完毕。

　　这部戏，他已经用侗、汉两种文字整理出来，全书52万字，厚厚的一大本。“现在估计没人会唱了。”邓敏文哀叹道。

　　“我是侗族人，我得为侗族做点事”

　　从发出《救救大歌》的呼吁信后，邓敏文夫妇就没有停止过脚步。这12年间，二人最大的想法，就是让侗族人学侗族大歌，再帮着侗族大歌走出去。

　　“不走出去，侗族大歌就没希望。”邓敏文在家中踱着步，大声地说。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龙月江就打过这样的算盘。不过，那时的想法，就是想帮着族人多赚点钱。

　　当时，龙月江的一个朋友，想开一个民族风味的饭店。她便鼓动朋友，最好开一个侗族风味的饭店，并表示可负责筹备。朋友在她一番游说下，便采纳了她的主意。

　　第一次招工后，龙月江便把族人在北京的生活录了像。后来她再去招工，就放片子给大家看。

　　她还记得，一天晚上，在一个侗寨放完片子准备要走时，几名老太太拦住她，说她们没看上，希望次日再来放一遍。她欣然答应。

　　一个侗族妇女看了片子以后，当即把自己的女儿交给龙月江，希望她能带走女儿。

　　当时，她经常能听到父母对孩子说：“好好唱歌，以后到北京赚钱。”

　　事实上也是如此，第一批跟着龙月江到北京的族人，每个月能拿到300元。即便现在，如果在家侍弄土地，一年的收入也不过四五百元。

　　2000年以后，邓敏文夫妇的“帮扶策略”有了很大转变。他们仍在积极给族人联系工作、联系演出，但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对族人的教育上。

　　“侗歌进课堂”就是邓敏文夫妇以及一些热心侗族大歌保护人士共同推动的。起先，这种方式遭到族人质疑，甚至连老师也不理解。邓敏文等人并不放弃，他们游说教育部门给学侗歌的学生一些优惠待遇。比如招考中，可享受艺术类招考条件，可适当加分等。

　　“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鼓励了部分孩子学好侗歌。”黎平县政协常委吴定国说。他也是“侗歌进课堂”的积极推动者。

　　2002年，邓敏文听说一个搞文化旅游的美籍华裔学者到中国考察，他就让懂英语的大儿子，到这位学者所到之地商谈，极力游说对方到他的家乡侗寨看看。学者真被邓敏文的儿子说动，随后启程到黎平考察。

　　邓敏文夫妇立即赶到黎平等待。那时，龙月江的腿脚有点问题，她就拄着拐杖前往。后来，这名华裔学者持续不断为黎平提供帮助，直至近年去世。

　　在这位学者的帮助下，邓敏文到黎平县岩洞镇中学创办了“侗族大歌人才培训基地”.吴金燕就是首批学生之一。

　　次年，邓敏文夫妇千方百计筹到20万元，到岩洞村投资建设了一个侗族文化博物馆。这是一栋两层的吊脚楼，建筑面积580多平方米。第一层收藏侗族的文物，比如纺纱织布机、捕鱼工具、乐器等；二层则收藏了侗族书籍上千册。

　　也是这一年，邓敏文的二儿子在父亲的鼓动下，辞掉北京工作到岩洞村驻扎。稍后，他的妻子也跟了过去。“我是侗族人，我得为侗族做点事。”邓家老二说。

　　很长一段时间内，当地人都能看到，老邓夫妻和小邓夫妻在寨子里忙碌着。老邓教人侗语，偶尔也教侗歌，龙月江教人编草鞋，年轻人则教人学电脑。

　　邓敏文甚至还搜集侗乡传统的糯稻种植技术。试验成功后，再把稻米高价卖到国外。族人纷纷来向他学技术，他毫无保留地奉送。

　　为推动侗族大歌的发展，邓敏文和朋友们积极参与当地政府的文化事务，为侗族大歌“申遗”.2006年，国家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侗族大歌位列其中；2009年，侗族大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时间长了，大家都叫他“邓嘎老”.大歌，在侗语里的发音就是“嘎老”——“嘎”是歌的意思，“老”是火，引申为宏大、古老之意。

　　只要这个民族还存在，就应该继续弘扬其文化

　　按照邓敏文及其他历史学家的考证，侗族是一个迁徙民族，为躲避战乱而搬到偏僻的地方。目前，侗族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和广西的交界处，湖北恩施也有部分侗族。这些地方，全是交通不便的山区。

　　久而久之，侗族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比如服饰、语言以及侗族大歌等。

　　小时候，邓敏文也穿戴自己民族的服饰。自他到北京上学后，就很少再穿。现在的邓敏文夫妇，已经和汉族人没什么区别，说着流利的普通话，穿着和大家一样的衣服。他的子孙，甚至连侗语也不会说。

　　即使在贵州的侗寨，如果那里的人不是刻意穿戴上自己民族的服饰，光从表面看，也很难分辨其民族。

　　“侗族已经由一个封闭民族，变成一个开放民族。”邓敏文说，“不管未来什么样，只要这个民族还存在，就应该继续弘扬其文化。”

　　在他看来，侗族大歌早期所具有的传递信息、启蒙教育等功能，已经丧失。古代，各个侗寨都有防御设施，有陌生人进侗寨，必须用侗歌对答。一旦陌生人唱不了侗歌，就不可能进入侗寨。

　　1958年之前，侗族没有文字，文化的传承几乎全采用容易记忆的歌唱形式。侗族人留下丰富的资料，有创世纪史诗、英雄史诗等。《开天辟地》、《洪水滔天》、《兄弟开亲》等创世纪史诗，以及《祖源歌》、《侗族祖先迁徙歌》、《美道君郎》等英雄史诗都是其中的名篇。据侗族歌师讲，有的史诗，能唱7天7夜。

　　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侗族有了自己的文字，文化传承不需口耳相传，再加上打工潮等冲击，大歌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早在2000年写《救救大歌》时，邓敏文就有过框架性设想：“精神文化的根本出路在于与物质文化相结合。”

　　在这封呼吁信中，他提到“东巴艺人”.东巴文化是云南丽江纳西文化的一个分支。邓敏文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主编西南少数民族文学史时，对其有过深入研究。后来东巴文化扬名海外时，他又细致了解过其发展轨迹。

　　“在保持原生态的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是一种可行的方式。”邓敏文认为。

　　前几年，邓敏文夫妇组织歌队到日本演出。他们从北一直走到南，“每一处都留下深刻印象”.

　　在一个观光旅游的小岛上，他们发现，当地的围墙都是用鹅卵石建起来的。随行的日本人告诉他们，这个岛一直保持着自己的风格，岛上有饭店，也有住宿的地方，但不允许出现破坏风格的建筑。居民也可将自己的房间出租给游客。

　　无论东巴文化还是日本的那个小岛的保护与开发，都对邓敏文触动很大。据此，他和几个朋友给政府写了方案。他们的设想是，以侗寨为基础，以侗歌为补充，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开发，在保护和开发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今年夏天，腾讯公益基金会在黎平组织了一场“筑梦新乡村论坛”.论坛上，邓敏文又提出明确的观点：侗族大歌要朝产业化、市场化的方向走，要走出乡村，走进大城市，还要加强创新。

　　事实上，侗族大歌在上世纪50年代就成为一种表演艺术。1953年，侗族歌队到北京演出，曾获得“幕落音犹在，回味有余音”的评价。1958年，黎平县又组织侗族民间合唱团，并尝试了男女混声唱法。而在传统的侗族大歌中，男女一定是分开唱的。

　　为适应表演，近年来，当地歌师根据民间素材，编写了《太阳从东方升起》等新歌，歌里既讲到了侗族的历史，又加入现代的背景，如每家每户起了新房子。同时，他们还尝试了各种新的唱法。

　　邓敏文还将一些传统的侗族大歌翻译成汉语和英语，在侗寨的歌队中试唱。不过，这种种举措，他更多地视为尝试，因为他自己也承认，这样下去，侗族大歌可能就会“变味”.

　　这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一直在为侗族大歌忙活着。2000年9月，邓敏文就在两个儿子的帮助下，创建了“侗人网”,还亲自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版主。他还编写了数十期电子版的《侗人快讯》。

　　一有空闲，他就会坐在电脑前，认真地回复网站上的每一条留言。他还计划着，创建一个“空中侗族大歌团”,借助网络传唱大歌，不必像现在唱大歌一样，需要多人聚在一起。

　　目前，他在侗人网上的在线时间超过9000小时。算下来，已有一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