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族苦难史：雾社起义演绎的威武不能屈

　　清明节马上就要来临了，在这个弥漫着悲伤音符的季节里，当我们缅怀过去的时光，总有一种壮烈的情怀撞击着自己的心灵。中华儿女，历经了将近400年的屈辱之后，终于重新站立了起来，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今天，小编就带来大家来温*一下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台湾高山族的雾社起义，一起来追忆那段可歌可泣的岁月。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字后，台湾和澎湖列岛被割让于日本。在日本占据台湾的50年间，除了在军事上对台湾人进行血腥镇压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台湾人民进行奴役。由于日本本土国地狭小，资源贫乏，再加上明治维新后日本工商业的畸形发展，使得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岛上丰富的资源进行大肆掠夺。
　　日本侵占台湾后，建立起了严密的警察制度，并且利用保甲制度作为警察政治的辅助工具。在经济方面，日本侵略者制订了“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政策，将台湾作为其侵略战争后勤生产基地，把台湾变成了日本的稻米和蔗糖产区，只许台湾发展与其军事定单需要有关的工业：在教育方面，在台湾岛内积极*行“皇民化”教育，所有学校教学要以日文为主课，向台湾学生的脑中灌输忠君（天皇）爱国（日本）的日本武士道思想。在台湾，所有中国人一律改用日式姓名，严禁上演中国戏剧、音乐和进行武术表演，废除中国寺庙祭典，严禁汉人在家中*祀家神，妄图以此消灭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割断台湾同胞同祖国大陆人民在精神、感情上的联系。对于台湾岛上的原住民族高山族，日本殖民者也进行了野蛮的压榨。

　　日本殖民者残酷*害台湾高山族同胞
　　根据历史文献及考古发现，高山族也属中华民族血脉，其族源主要来自祖国大陆东南沿海一带的古越人，大约在15000年跨海东渡，后来也融合了少数来自菲律宾群岛与琉球群岛的居民。公元3世纪，三国时期东吴丹阳太守沈莹在《临海水土记》中就对当时尚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台湾高山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作了生动的描述。在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的文献中，对世居台湾的高山族居民有不同称呼，三国时称为“山夷”，隋唐称为“流求”，“留仇”，宋元时称为“琉球”、“土人”，明代称“东番夷”、“土番”、“土民”，清代则称“番族”、“番人”等。但在日本殖民者占据台湾的50年中，侮称高山族人民为“高砂族”或“番族”、“生番”，直至1945年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才将台湾原住民统一称作“高山族”。
　　日本强占台湾初期，曾多次出动大批军警“讨伐”高山族。据统计，从1898年至1940年，遭日军杀害的高山族同胞就有近1.1万人之多。与此同时，日本殖民者还在高山族山民之间采取离间手段，挑动高山族各部落进行仇杀。为了对付15万多高山族同胞，日军在“番地”（日本殖民者对原住民居住地区的称呼）设立了468个警察派出所，配备了巡警5000多名。
　　日本殖民者对高山族人民实行政治歧视。他们竟然叫嚣：对高山族不能使用对“人”的法律。日本殖民者把“番区”视为“特殊行政区”，禁止高山族与外界联系。派驻当地的日本警察掌握着对山民的生杀大权，处处以土皇帝自居。日本警察对于高山族民众的一切生活领域都有干预的权力：他们可以对“番人”任意进行搜查、强拉劳役，强行收购山货、手工艺品，生活必需品由日本人开的商店专营/卖，还通过所谓“政略结婚”，将高山族妇女变成任日本人蹂躏、侮辱的对象。此外，日本警察还强迫原住民无偿从事修路、建桥等繁重的劳动。对于受雇从事伐木、运输等劳作的原住民，日警还要从中克扣工钱，进行压榨。
　　“吾政府可欺，而吾民不可欺”，台湾绅民百姓不服，誓不臣倭。自从日本殖民者踏上台湾宝岛的领土开始，高山族人民便与岛上各族人民一起，不断进行起义反抗。“三年一小乱，五年一大乱”，五十年间台岛之上的抗日烽火从未停息。在历次斗争中，以“雾社起义”规模最大、影响最广。
　　雾社，位于今台湾中部的南投县仁爱乡，靠近着名的日月潭。“社”是台湾少数民族对自己部落组织的称呼，因这里长年云雾缭绕，故而得名“雾社”。在历史上，雾社人民具有光荣的反侵略传统，早年曾与岛上汉族人民共举义旗，抗击荷兰和西班牙殖民者。日本据台之后，雾社人民又多次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因此屡遭镇压，被殖民当局称作“凶番”。在当时，雾社内居住了有2178名高山族同胞和100余名汉族同胞。为了监视雾社，日本殖民当局又在这里派驻了18个警察所，派驻警察、官吏，连同家属共157人。同时，还在雾社四周设立封锁线、架设电网，派重兵重重围困监视雾社，还通过“番童公学校”对雾社的高山族儿童施行奴化教育，将其建设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化殖民统治的“示范”中心之一。

　　高山族人民奋而起义
　　1930年秋，日本殖民者在雾社大兴土木，强迫高山族人民进入马赫坡社附近的森林砍伐巨木。日本殖民当局强迫高山族山民每户出丁一名，到迈勃深山的原始森林中砍伐巨木大树。雾社高山族人民主要靠狩猎与农耕为生，因此，在山民心目中，世世代代视森林为圣地，视巨木为“神木”守护神。山民听说日本人要他们进山伐木十分惊恐，担心遭到神的惩罚，不愿从命。日本殖民者出动军警，将从雾社中抢来的壮丁五花大绑，用刺刀押入深山。为使树木完好，日本警察不允许壮丁拖将树木，而要伐木人肩扛手抬下山，有不愿入山的高山族同胞竟被日本人当场打死！消息传回雾社，早对日警平日抢男霸女、鱼肉乡里心怀不满的雾社乡亲不禁群情激奋，反抗激情已如暗流涌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0月7日，雾社首领摩那·罗达奥（1882-1930）为长子达拉奥举办婚礼。婚礼举办时，适逢日本警察吉村路过，也挤进来看热闹。按照高山族传统，新郎为吉村斟满了一碗酒，亲手递上，以示对客人的尊重。未料吉村不仅拒不接受，反而举起手中警棍，手起棍落将酒碗打落在地。日本警察的无礼行为激起了在场高山族同胞的愤怒，特别是罗达奥的两个儿子。受辱的新郎达拉奥怒不可遏，奋而将吉村掀翻，参加婚礼的众社众蜂拥而上，将吉村痛打一顿。
　　事发后第二天，日本警察以“侮辱官宪”的罪名将达拉奥抓了起来，并对其严刑拷打。摩那·罗达奥恐日本警察借机制造事端，牵连他人，于是亲自带上礼品去向吉村赔礼道歉，妄图息事宁人，化解矛盾。但吉村不依不饶，声称要严办他们。眼见事已至此，高山族同胞已是逼上梁山，忍无可忍。雾社附近几个村落的青年人找到罗达奥，要求罗达奥率领大家举兵起义。罗达奥的父亲罗达奥·拜是抗日老英雄，他自幼受父亲的影响，长大后还曾到台北、日本参观考察，同汉族的抗日爱国人士有过交往。罗达奥的心中也对平日日本人在台湾的所作所为早有不满，于是对大家说：“我们的忍耐反被日本人看作软弱可欺！我们不能再这样做牛做马地被日本人宰割了。如果我们现在还不起来反抗，恐怕就永无出头之日了！我们的子孙也将永远当日本人的奴隶！”
　　决心既下，罗达奥马上召集周围村落的骨干，共商*日大计。起义的社民迅速组织了一支400余人的青壮年武装，以大力、木*、农具为武器，还利用手中仅有的*械，进行严格的射击训练。

　　起义同胞砍下日酋首级
　　10月27日凌晨，雾社起义军首先切断了周围的电话线，破*交通要道，拆毁铁路桥梁，之后分头袭击日军设在深山区的警察驻在所。上午8时，参加纪念运动会的学生及家长陆续到齐，不少义军将士也暗藏利刃、匿身其中。另有部分义军埋伏在会场外，严阵以待。
　　1930年10月27日上午8点，随着一声汽笛声响，以日本台中地区“理番”课顾问宫里正卫为首的日本军政官员乘车鱼贯而入。正当小学生及其家长被迫唱起日本国歌之时，一名起义的高山族同胞潜行到宫里正卫背后，手起刀落，将宫里正卫斩首。随即，埋伏在场外的也闻声杀入场内，与场内义民里应外合，将场内敌人137人斩尽杀绝，无一漏网。此时，由摩那·罗达奥率领指挥的另一路义民也开始围攻日军在雾社外围的据点，至上午9时，起义社民已完全控制了雾社周边地区。

　　日本殖民者残酷镇压起义民众
　　就在雾社义民声势正烈之际，在台湾的日本殖民当局急调台中、台南和花莲等地5000多人，组成“讨番”大队，由台湾守备司令官镰田亲自统领，从埔里向雾社进发，对人口仅2000多人的雾社进行扫荡。但由于起义社民在日军前进道路沿途处处设伏，时时阻击日军前进，打得全副现代化武装的日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走了3天才进抵雾社。
　　10月31日，日军向雾社发动攻击。日军先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了大半天，将整个雾社笼罩在一片硝烟之中，村内房屋纷纷倒塌。日军步兵以为雾社的起义民众已被炮火消灭，随即大模大样地冲进了雾社。不料。此时村落四周杀声大起，起义将士杀声震天，从四面八方杀了出来，与敌人在村巷内展开巷战。
　　虽然罗达奥率众奋力抵抗，但双方毕竟力量悬殊。经过几天的激战，留守雾社的青壮年男子只剩500余人。许多高山族妇女为了激励丈夫和儿子勇往直前，不惜悬梁自尽。面对十倍于己、手握现代化武器的日军，罗达奥带领众人歃血为盟，祷告苍天：“以后的战争，我们毫无胜利的希望。但既已站起来反抗，就必须战斗到最后一刻，让日本人知道：高山族人不可侮！”起义社民纷纷振臂高呼：“愿随社首血战到底，与倭寇同归于尽！”
　　此后，义民放弃固守的家园，退至深山之中，化整为零，构筑工事誓死抵抗，与敌周旋，击毙日军4000余人。日军随军记者铃木作太郎在《台湾番族研究中》记载：“11月初以后的战斗，真是难以形容的恶战，是一场付出了相当多军官和士兵牺牲的厄运。如在花莲港的后藤中队，11月3日冲进迈勃社放火时，遭到凶番的反击，展开了壮烈的白刃战，一时传说该中队情况不明。”由于连日久攻不下，气急败坏的日军便沿雾社四周修筑工事，将雾社山区严密封锁起来，调集大批山炮滥轰。
　　11月18日，日军出动驻扎台湾屏北基地的陆军第8飞行联队，派出川崎乙式战斗机5架转场至埔里机场，对雾社义民进行毒气轰炸。在当时台湾总督府电文中，就记载“共向山谷集中使用绿弹（毒气弹）100发”。在航空兵和毒气弹的配合下，起义民众损失严重。雾社山林谷地内毒气熏天，尸骨累累。事隔半年之久，人们仍不能进山。
　　经过几个月的战斗，起义的高山族义民损失惨重，先后1200余人战死沙场。12月初，罗达奥也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为了不拖累义军，也为不致落入敌手，罗达奥将指挥权交给儿子达拉奥，并郑重地叮嘱道：“雾社的人宁可站着死，决不能跪着生！你等务必坚守到最后一刻，同去阴间聚会，转世再来，与倭贼再斗！”随后，罗达奥悄悄爬到隐蔽处跳崖自尽，尸骨直到八年后才被猎人发现。
　　由于日军的血腥镇压，雾社及周边村社共损失了58%的人口。日军在雾社几个村庄抓捕了十多名高山族部落的首领，诬蔑他们是起义的主谋，将他们监禁于警察局，后来用铁丝绑住双手，用刺刀杀害后偷偷埋掉。日军又借口举行“和解典礼”，把雾社15岁以上的男子用卡车运走。
　　雾社起义是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和压榨政策的一次大爆发。
　　1953年，台湾人民在雾社起义的旧址修建了“碧血英风”纪念碑，借以悼念在这次起义中为国捐躯的先烈。这座纪念碑的碑联写道：“百战忠魂，千秋恨事；一朝义愤，万古馨香！”如今，雾社起义已过去74年，当年高山族同胞浴血抗日的英雄事迹，仍被中华儿女代代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