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董仲舒如何解释三纲五常

　　在汉文化中，儒家文化是一颗闪亮的明星，在星辰大海中熠熠生辉。从统治者的角度看，儒家文化是统治者管理社会秩序的一种工具。三纲五常是儒家伦理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知道董仲舒如何解释三纲五常吗？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三纲五常”思想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道德体系的核心内容，但是它的形成和发展却是非常的缓慢。早在先秦时期，孔子曾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观念；孟子进而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以及韩非子“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的“三顺”等思想都是三纲五常思想的萌芽，而董仲舒在先人思想的基础之上又提出“三纲”的概念。直到东汉时期的《白虎通》对此思想作了更为明确和详细的论述，至此“三纲”“五常”也被正式列为国家法典，但此时的“三纲”和“五常”还没有被连起来使用，直到东汉后期的马融首次连用了“三纲五常”这个概念。

　　在董仲舒看来道德便是“三纲”、“五常”，“三纲”一般被认为是用来规定上下等级之间的伦理关系，而“五常”则一般被认为是用来处理人际关系的。所谓“三纲”指的是君臣、父子、夫妻之前的尊卑关系，也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五常”则指的是“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

　　董仲舒的“三纲”思想从孟子“人伦”思想中提取了其中三伦，即“君臣、父子、夫妻”。在他看来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这三种关系是最重要的的，而这三种关系中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也就是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这其实就是后人所谓的“三纲”。他在《春秋繁露·顺命》中说道：“天子寿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这段话主要说了不管是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都是在“天命”之下的，都必须要绝对的“顺”，否则就是“逆”。但是董仲舒这里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单向的，臣、子、妻只有义务却没有权利，与之相对应的君、父、夫只有权利却没有义务。董仲舒用“天命”把这种君权、父权、夫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三纲”就被确立为封建社会最高的道德规范。

　　五常主要指“仁、义、礼、智、信”，“常”是恒常，永远不变的意思。初始的“五常”是指处于特定关系和地位中的“君子”们所应当遵从的特殊道德规范。“五常”的提出虽然提出的时间很早，但是被概括为“五常”的却是董仲舒，而且在内容上他也做了一些新的诠释。如居于“五常”思想核心的“仁”，也就是“爱人”。董仲舒对这个“爱人”作了新的解说，要求“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陂之事，无辟违之行”。这里董仲舒主要揭示了“仁”的思想可以作为调和人际矛盾的思想武器。关于“义”他认为“义与仁殊”，“仁”和“义”是两个不同的道德范畴，也就是他所说的“仁者人也”，“义者我也”。《仁义法》中所说的：“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与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董仲舒在这里把处理人际关系归结为处理对人和对己两个方面，把提升自我修养与待人处事统一起来，这种处理人际关系的模式是很科学的。

　　关于“礼、智、信”董仲舒也有不同的看法。在周朝，礼便是约束人们的最基本和必须的社会规范，众所周知孔老夫子最讲究礼，更主张“克己复礼”。孔子要求的不仅仅是个人道德品格的修养，更是要求上至君王诸侯下至庶子小人都要遵循起码的“礼”，要对社会关系进行深刻的约束，并进行必要的制度化，追寻“周礼”的遗迹。董仲舒在《玉杯》中主张的是“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

　　儒家学派的学者们一直在追求这样一种生活状态：“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说的是仁者像山一样平静、稳定，不为外在的事物所动摇。像群山一样向万物张开双臂，宽容仁厚，不役于物，不伤于物，不忧不惧。在孔子那里，“智”已经是一个明确的伦理规范了，成为衡量人们行为的一个重要道德标准，他把“智”与“仁”和“勇”两个道德规范并举，并把三者定位为君子之道“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董仲舒强调“必仁且智”，他那里的仁和智是应该统一的。他认为“不仁不智而有材能，将以其材能以辅其邪狂之心，而赞其僻违之行，适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恶耳。”在他看来“智而不仁”和“仁而不智”都是不好的。儒家伦理范畴的“信”讲求的是要为人诚实，讲信用，不虚伪。董仲舒把“信”列入“五常”之中并认为“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要求的是诚实可靠、言行一致的伦理关系。只有人人都能讲“信”诚实守信、言行一致的社会道德规范和伦理体系才能得以更好的扩展和弘扬，也就是他所说的“着其情所以为信也，……竭愚写情，不饰其过，所以为信也”。

　　关于“五常”与“三纲”的关系，董仲舒并没有明确的论述过，但是观察其所论述的“三纲”和“五常”的具体内容可见，“五常”是为“三纲”服务的，他主张用“五常”的道德手段来实行“三纲”，从而建立一个“三纲”和“五常”相结合的纲常体系。“三纲”除了做为一种道德规范外，更成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行为规范，至此个人、家庭、社会与政治统治从行为规范到法律上都形成了内在的统一。“五常”之道是董仲舒在汉武帝一次策问中提出，其服务对象主要是维护大一统政治局面，他说：“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王者修饰，故受天之佑，而享之灵，德施于外，延及群生也”。可见“三纲”是用以约束臣民，而“五常”则延及范围包括君主，以礼区分社会等级的尊卑制度和行为标准，而“仁、义、礼、智、信”则是整个社会的伦理本位和道德价值标准。

　　小结：董仲舒的“五常”，把儒家的道德教条形而上学化和宗教化结合在一起。“仁、义、礼、智、信”在孔孟那里，不过是世俗的道德。可在董仲舒手中，这才获得了本源，成为体现“天意”、“天志”的自然法规。这个“五常”，其实是高于皇权的。虽然君为臣纲，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但人主的发号施令，一样要受到“五常”的约束。否则，其统治的合法性一样要受到怀疑和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