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城市化进程往往与地域有很大的关联，良好的地理环境通常会滋生一系列的产业，从而带动人们追求城市化的动力。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很多之前不可能的事往往能用技术来取而代之，因此，城市化的发展也就悄然而起了。那么，中国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又会有怎样的关联呢？下面就请随小编去看看。

　　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专指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的文化。有专家主张，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的人民在特定历史阶段创造的具有鲜明特征的考古学文化。一些学者则将地域文化划分为广义和狭义，认为狭义的地域文化专指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不同区域范围内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广义的地域文化特指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时间上是指从古至今一切文化遗产。经过再三研究、反复探讨，多数与会专家学者认同“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
　　在我国，地域文化一般是指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是特定区域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表现。它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与环境相融合，因而打上了地域的烙印，具有独特性。
　　地域文化地域文化中的“地域”，是文化形成的地理背景，范围可大可小。地域文化中的“文化”，可以是单要素的，也可以是多要素的。
　　地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地域文化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在一定阶段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例如：中国文化、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
　　地域文化是指文化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中与环境相融合打上了地域的烙印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具有独特性。

　　城市发展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城市发展战略是关注城市中整体和长远发展影响的问题，进行重大、全局、决定性意义的规划。

　　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的关联
　　1、中国三大地域文化——敦煌学
　　敦煌学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是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中国敦煌地区文物、文献的综合性学科。
　　学科起源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一说二十五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所雇的人在清除第16窟甬道的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今编号为第17窟）。但敦煌当地的富绅无人认识洞内这批占物的价值，清政府也未能对其进行应有的保护。致使藏经洞中的大批敦煌遗书和文物先后被外国“探险队”捆载而去，分散于世界各地。劫余部分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莫高窟的壁画和塑像也遭到劫夺与破坏。
　　1914年至1915年，俄国奥登堡率考察队到敦煌和莫高窟，不仅收集到大批敦煌写本，还掠走了第263窟的多块壁画。1921年，在苏俄国内战争中失败的数百名白匪军逃窜到莫高窟，他们在壁画上任意涂抹、刻画，并在洞窟内烧炕做饭，致使大批壁画被火燎烟熏。1924年，美国华尔纳曾到莫高窟盗剥了大面积的壁画，并掠走彩塑。
　　1925年8月，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在大阪怀德堂讲演时，使用过“敦煌学”一词。1930年，着名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先生编《敦煌劫余录》所作序中，概括了“敦煌学”的概念。在此前后，英文中也出现了Tunhuangology这个新词。敦煌学渐趋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
　　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起，中国的历史学、考古学和美术工作者到敦煌进行考察的人逐渐增多。经过他们的研究和宣传，敦煌莫高窟在文化界的知名度逐渐提高。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担负起了保护洞窟临摹、研究敦煌壁画的职责。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义物研究所。1984年8月，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大建立了敦煌研究院。1987年12月，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敦煌壁画研究对象
　　敦煌位于中国甘肃省西部，历史上是中、西交通要道，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西文化汇集之地，印度佛教最早由此传入中国内地。从366年始建莫高窟至1227年西夏灭亡，敦煌一直是佛教徒朝拜的圣地。历代地方长官都在敦煌修建寺庙、珍藏文物。这些是研究中国中古历史文化、中亚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珍贵资料。敦煌地区保存、发现的丰富历史文献和文物，是敦煌学研究的基础和对象。
　　敦煌学一词由史学家陈寅恪在1930年提出。当时的含义主要指整理和研究敦煌发现的文献资料（敦煌遗书）。经过演变发展，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有所拓展。具体包括5个分支领域：
　　敦煌石窟考古 主要考订各个石窟的建造年代、分期和内容，为石窟艺术和其他分支领域的研究奠定基础。
　　敦煌艺术 对敦煌彩塑、壁画、书法、音乐、舞蹈和建筑艺术进行考察研究。
　　敦煌遗书 主要整理研究藏经洞所藏各类写本和刻印本书籍。这是敦煌学研究的最大领域，包括天文、地理、政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许多方面。
　　敦煌石窟文物保护 包括敦煌小区域气候观测，流沙治理，窟内、外温、湿度控制，壁画、塑像病害治理，壁画色彩褪变化验与研究等。
　　敦煌学理论 主要包括敦煌学的概念、范围、特点、规律的研究，敦煌学在人类文化和学术史上的价值，研究敦煌学的现实意义，敦煌学发展史等等。
　　对于敦煌学研究对象的宽度与广度，学术界有不同意见。国际上有广义敦煌学与狭义敦煌学之说，但不论研究范围的宽泛或狭窄，敦煌学是一门以地名学为基础，内容广泛，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多学科交叉的综合学科，这个特点是没有疑义的。

　　2、中国三大地域文化——藏学
　　藏学，是研究中国藏族历史、宗教、文化、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综合性学科。又称藏学、西藏学。
　　学科起源
　　孕育期（17世纪—19世纪初）
　　17世纪20年代以后，有几批欧洲教士从喜玛拉雅山或中国内地进入青藏高原，并在阿里、前藏、后藏等地长期传教。他们学习研究藏语，根据自己的体验和调查，介绍藏族历史、宗教、民俗等情况，是欧洲对藏族研究的开端。但研究不是系统的，主要的成果是在藏语文方面。
　　发展期（19世纪30年代～20世纪中期）
　　乔玛于1823年来到达拉达克喇嘛寺内生活7年，精研藏文，终生致力于藏族历史文化研究。他于1834年出版《藏英辞典》和《藏文文法》等着作，标志藏学诞生。这一时期由于西方殖民扩张，喜玛拉雅山南麓一些民族地区沦入西方国家控制，大量藏文文献流入西方。20世纪初英国斯坦因和法国伯希和等从敦煌千佛洞掠走一大批藏文写本。这些文献资料客观上刺激了藏学在世界范围的发展 。 一大批专业学者加入藏学研究队伍。研究内容由藏语文拓展到西藏社会、历史、宗教、文化诸多领域。英、法、德、意、俄、匈等国都有一批藏学家，而以法国和意大利处于领先地位。20世纪日本和美国则后来居上。
　　繁荣期（20世纪中期以后）
　　20世纪中期，藏学研究进入新的时期。一方面经过百余年的发展，藏学的资料整理基本完成，有了一大批精通藏语、训练有素的藏学专家。另一方面1959年达赖集团叛离祖国，带走了一批藏文典籍资料，并由此引出举世瞩目的“西藏问题”，客观上刺激藏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西藏的研究也给予大力支持，国内藏学研究也呈蓬勃之势。5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成立了专门的藏学机构或团体，如日本西藏学会、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西藏学会、英国西藏研究所、锡金藏学研究所等。一些学术机构发行专门的藏学研究刊物，如《日本西藏学会会报》、《藏学集刊》、《西藏学会会报》、《西藏学会通讯》等。国际性的学术交流成为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从1976年在匈牙利举行首届国际藏学学术讨论会至1992年已经召开6次。与会专家越来越多，讨论的问题越来越深入。藏学研究繁荣最集中的体现是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佐藤长的西藏古代史研究，托马斯的古藏文研究，西门华德的藏汉语比较研究，巴考和石泰安的西藏历史、文化研究，拉露的西藏文学研究，霍夫曼的西藏本教研究，图齐的西藏宗教研究等是令国际藏学界瞩目的成果。
　　布达拉宫中国对于藏族历史的研究和记述可以远溯到隋唐，当时的汉文史籍对藏族地区作了详细记载。新、旧《唐书》的《吐蕃传》仍是研究藏学的重要文献。元代时西藏和整个藏族地区纳入中央政权的直辖之下，元政府曾对西藏人口组织了大规模的调查，并敦聘藏族地区高僧到京城宣讲佛法。清代前期的《卫藏通志》、《西藏志》和后期的《西藏图考》、《四川通志》等史志，对藏族地区的历史、社会、宗教、风俗、地理、掌故等进行了全面的初步研究。20世纪30～40年代，一批学者在艰苦的条件下深入藏区实地考察，有人甚至投入寺院习经，对藏学作了开拓性的研究。张怡荪、李安宅、于式玉等都为国内藏学研究作出了贡献。
　　50年代开始有组织地系统开展藏学研究。50年代初集中中国许多高校和研究机关的藏学专家赴西藏对藏族地区的社会历史、语言文字、宗教哲学、音乐戏剧、建筑雕塑等进行大规模的实地考察，获得大量的第一手珍贵资料。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藏学研究大步发展。中国设立了中央及地方各级藏学研究机构50多个（如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所、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所、西藏研究会等），创办了《西藏研究》、《中国藏学》、《中国西藏》、《雪域文化》、《西藏佛教》、《西藏社会发展研究》、《西藏艺术研究》等30余种藏学学术期刊。专门组成了中国藏学出版社和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藏文古籍200余种和一批藏学研究学术成果 。每年召开数次规模不等的藏学讨论会。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展开，已有10多个国家和地区130余名学者和旅居国外的藏胞学者到中国参观访问，进行学术考察和洽谈科研合作项目。中国藏学家也应邀出国访问、讲学和进行学术交流。
　　和外国藏学研究比较，中国藏学研究有其突出优势和特点。实地考察、实物研究和口头流传资料的收集，藏、蒙、汉多民族学者的携手合作研究等是国内藏学研究的有利条件。因而，国内藏学不限于文献资料的研究，也不限于对藏族作“史”的研究。对青藏高原考古、西藏的现实与发展、藏族风情习俗、藏医科技等课题的研究处于领先地位。

　　3、中国三大地域文化——徽学
　　徽州学简称徽学，现代意义上的徽学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它是指以徽州社会、经济、文化、思想、艺术、科技、工艺等为研究对象的、具有徽州特色的一种理念和学说的总和。徽学作为“学”，它是一种能正确地、合理地呈现客观社会历史文化和现实文化的系统知识的学问、学理和学说。
　　学术基础
　　（一）大量的徽州典籍，它包括丰富的徽人着述，齐全的徽州府志县志，众多的徽州谱谍。
　　（二）大量的徽州文书档案，有的学者估计现存不少于40万件。
　　（三）众多的以非文字形式保留下来的文化遗存和馆藏文物。
　　（四）以口述和演唱形式保留下来的徽州无形文化遗产。特别是那不少于40万件的徽州文书档案，作为继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之后的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五大发现。
　　发展历史
　　徽学研究大约始于20世纪30年代，此后的研究经过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20世纪30年代到建国前为初步接触有关史料、少数个人研究阶段。
　　（二）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为研究逐步展开阶段。建国后，学术界对徽学研究又有发展，研究人员多了起来，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但这一阶段在1966－1976年间形成绝响。
　　（三）从结束至1993年为徽学学科形成阶段。这一阶段徽学逐步引起全国学术界的重视，并得到各级政府的支持，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史料不断得到整理搜集，研究由浅入深，并逐步形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1993年全国首届徽学学术讨论会的召开，标志着徽学开始走向全国。
　　（四）1994年至今为徽学的蓬勃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先后召开了四次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使徽学成为国内外学者共同襄举的学术事业。
　　（五）徽州文化内涵
　　徽州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徽州人在文化领域里建树、创造了许多流派，这些流派几乎涉及当时文化的各个领域，并且都以自己的特色在全国产生极大影响。主要内容有：
　　1、新安理学。这是程朱理学的正宗流派，奠基人程颢、程颐及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祖藉均系徽州篁墩。它从南宋前期到清乾隆年间，在徽州维系了600多年，对徽州社会经济文化都有很大的影响，新安理学核心是伦理常纲，同时也倡导“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的重学思想，“天理为义，人欲为利”，“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理不计其功”的思想和“修内政”，“攘夷狄”的节义思想；
　　2、徽州朴学。也就是徽派考据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婺源县的江永和屯溪的戴震。它作为乾嘉学派中的皖派，直接继承了汉古经学，把经学研究从纯考据的藩篱中解救了出来；
　　3、新安画派：开先河的为元代的程政，明朝开始形成新安画派风格。明末清初，江韬（渐江）、查士标、孙逸、汪元瑞“海阳四家”异风突起，有力地冲击了王时敏、王鉴、王翠、王原祁“四王”画派在中国画坛的统治地位。他们主张师法自然，寄情笔墨，大胆创新，给明末清初画坛带来新的生气。近代的黄宾虹，主张“先师古人，再师造化，而以自然为归”，丰富和发展了新安画派；
　　4、徽州篆刻。徽派篆刻始于明朝的何震。其后着名的有汪关和以程邃为首的“歙中四子”、以黄士陵为代表的“黟山派”。徽州篆刻讲究用笔运刀，刀随意动，章法整齐活泼，一改当时篆刻庸俗怪异、擅改篆字型义、趋向屈曲乖缪的风格；
　　5、徽派版画。这是画家、刻工、印刷通力合作的产物。肇端于墨模镂刻，于明万历始兴。徽派版画以歙县虬村黄姓为中心，有“徽刻之精在于黄，黄刻之精在于画”之说。从明万历到清初的近百年中，黄姓有300多人从事刻书，其中三分之一从事版画镌刻。徽派版画以白描手法造型，典雅静穆，抒情气息浓厚。明代胡正言（休宁人）印刷的《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长笺谱》为徽派版画的最高成就；
　　6、徽剧。这是徽州艺人在明清时期吸收弋阳腔和西秦腔等的基础上，经过衍变形成的，到清代中期，徽剧风靡全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唱、念做、打并重的完美剧种。“四大徽班”由扬州进京，把徽剧推向顶峰。道光年间，徽剧与汉剧结合，产生了京剧。当时活跃在城乡的徽剧社班有47个，大的社班有艺员180多人，可谓声势浩大，繁荣昌盛；
　　7、徽州刻书。它始于中唐，盛于明，万历年间达到鼎盛。至崇祯年间，徽州刻书跃居全国之首。徽州刻书有坊刻、官刻、家刻和书院刻。着名的坊刻有歙西鲍宁耕读书堂，于天顺年间所刻的《天原发微》5卷，现存北京图书馆；着名有家刻有歙县汪启淑的飞鸿堂，刊有自撰的各种图书12种，近300卷。家庭出版社在古徽州各县都有；
　　8、新安医学。“肇自北宋，盛于明清，从宋代至清末，涌现着名医家543人，撰、辑医籍460多部，其中部分医籍东传朝鲜、日本”。（徽州地区简志）着名的有宋代张杲撰写的《医说》10卷，这是我国现存最早载有大量医史人物传记和医学史料的书籍，也是第一部较完整的新安医学着作；祁门汪机撰《石山医案》3卷，“学宗的丹溪之医理，临床不拘一格，精于望诊、切脉；”“歙县江辑《名医类案》12卷，搜集上自扁鹊、仓公、华佗，下迄元明诸名医验效医案，内容十分丰富，是我国第一部汇集历代名医医案之专蓍。”（徽州地区简志）；
　　9、徽派建筑。它集徽州山川风景之灵气，融风俗文化之精华，风格独特，结构严谨，雕镂精湛，不论是村镇规划构思，还是平面及空间处理、建筑雕刻艺术的综合运用都充分体现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尤以民居、祠堂和牌坊最为典型，被誉为“徽州古建三绝”，为中外建筑界所重视和叹服。它在总体布局上，依山就势，构思精巧，自然得体；在平面布局上规模灵活，变幻无穷；在空间结构和利用上，造型丰富，讲究韵律美，以马头墙、小青瓦最有特色；在建筑雕刻艺术的综合运用上，融石雕、木雕、砖雕为一体，显得富丽堂皇；
　　10、徽菜。南宋年间发端于歙县，是全国八大菜系之一，菜系的形成是经济、文化发达的结果。徽菜重（讲究）油、重色、重火功，而且选料精良，制作考究，尤其注重原料的产地、季节、鲜度、部位、品种等，擅长炒、炸、烧、炖、溜、焖、，加上火腿佐味，冰糖提鲜，料酒除腥引香，使徽菜的风味更加鲜明。名菜有：火腿炖甲鱼、红烧果子狸、清蒸石鸡、虎皮毛豆腐、凤炖牡丹、红烧划炎、香菇盒等。一九四九年以前，烹调之乡的绩溪县，到外地开饭店有222家，如上海的大中国、大中华、大富贵，武汉的大中华等皆是。
　　竹根山子此外，还有徽派雕刻、徽派盆景、徽州漆器、徽州竹编、文房四宝（徽墨、歙砚、澄心堂纸、汪伯立笔）、徽州民俗、徽州方言等，这些都是徽派文化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