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礼仪之邦的内涵有哪些？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中，礼制礼教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延续，因而中国也被称为“礼仪之邦”，那么，你知道中国礼仪之邦的核心和内涵是什么吗？什么是礼，礼对于现在社会是否还有作用呢？不妨随小编一起到中国礼仪文化去看看吧。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礼
　　中华文明的核心是什么？这在学术界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我认为是礼。有人会说，你这是卖什么吆喝什么，因为你是研究礼的，所以才会把“礼”抬得这么高。可是对不起，这一说法的发明权不是我的，而是属于着名的史学家钱穆先生。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钱先生就先获我心。钱先生在台北的素书楼会见一位美国学者时说：“你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只是看到了它的手指和脚趾，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钱先生非常明确地说道：“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为什么可以用“礼”来统领中国传统文化呢？钱先生强调了以下两个要点：

　　首先，“在西方语言里没有‘礼’的同义词”，“西语中没有‘礼’这个概念，西方只是用风俗之差异来区分文化”。正因为如此，欧洲国家的地域多“小国寡民”的特征。而在中国，方言、风俗可以彼此歧异，但是，“无论在哪儿，‘礼’是一样的”。中国各地的风俗、方言的差别之大，甚至不亚于比如法国与德国的差别。而数千年来，中国虽然历经磨难，但始终没有走向分裂，因为彼此在一个更高层次上是认同的，那就是“礼”。

　　其次，“（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传世文献里可以为钱先生的说法提供佐证的地方可谓比比皆是，比如《左传》中讲到，礼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是为政者“经国家、定社稷、立民人”的依据。《左传》和《礼记》里还多次讲到礼是“国之干也”、“人之干也”，“政之舆也”之类的话，礼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个人，都犹如一棵树的躯干，而不是枝杈。没有它就挺立不起来，因为它是中国人立国安身的准则；礼还是推行政令的车舆，没有它，再好的政令也不可能通达于四方。可见“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之重要，于此可见一斑！

　　钱先生的见解，高屋建瓴，非常精辟，不如此认识，就不足以把握“中华礼仪之邦”的本质，我本人非常的赞同。可惜不知什么原因，学术界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钱先生的这个谈话，所以我必须在一开头就特别提到，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

　　“礼”是什么
　　那么，具体来说，礼包括哪些内容呢？限于时间，我不能面面俱到的介绍，只能着重介绍下面几个要点。

　　首先，礼是以道德为核心的国家典制。任何国家都有典章制度，而在中国古代，十分强调典制的制订，一定要符合礼的原则。为什么呢？因为古人是把礼作为道德和客观规律的代名词的。所以《礼记》中写道：“礼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易”是改易、移易的意思。礼体现的是不能改易的道理，具有最大的合理性。

　　国家典制是行政管理的规范，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所以历代政治家和执政者都非常重视，因而有许多的作品。其中最值得向大家介绍的是《周礼》这部书，不知诸位读过没有？清代学者孙诒让称赞它“体大思精”，是黄帝、尧、舜、禹、汤、文王六代治国智慧的集成。《周礼》是一部理想国的蓝图，建立一个美好的国家所需要的纲领和政策，书中几乎全部涉及到了。例如：中央和地方的格局应该怎样划分？两者的关系怎么协调？如何教育民众？如何考核各级官员？部门之间如何制约？丰歉之年的税率怎么确定？司法制度如何保证公平合理？等等，非常丰富，而贯穿于其中的则是“理”。

　　下面我们举一个例子。《周礼》里的秋官是主管司法的部门，但这绝不是一个滥用刑罚的机构，因为严刑酷法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刑是一种在迫于无奈的时候才使用的教育手段，目的是为了最终不用刑。因此，秋官里面有许多合于“理”的规定。例如，在判定罪名时，先要确认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是初犯还是屡犯？如果属于初犯，罪行较轻，就不要关进监狱，让他站在一块称为“嘉石”的石头上，把罪名牌挂在他胸前，让他感到羞耻，决心改过自新。这样虽然没有用刑，但已经达到了教育的目的。再如，为了保证下情上达，民众有冤屈要申诉，有关官员必须受理。如果拒绝受理，申诉者可以站在一块叫做“肺石”的石头上，这时监察部门的官员就会出来听取申诉，如果情况属实，拒绝受理申诉的官员要受到惩处。

　　类似的制度，也见于其他礼书。例如，《仪礼》中的《觐礼》记载的是古代诸侯国之间派使者相互聘问的仪节。在主宾见面的时候，使者要致送“国礼”――“圭”，一种非常珍贵的玉器，这是必须要有的外交礼节。但是，在使者要归国的时候，主人要举行一个称为“还玉”的礼节，就是把对方致送的“圭”郑重其事地奉还给使者。各位可能要说，这不是开玩笑吧？既然接受了，为什么还要退回去？这里面是含有深意的。国家与国家交往，借助于礼物来表达自己一方的敬重，这是在情理之中的。直到今天，我们去见客人都是不好意思空着手。可是，如果彼此交往的注意力集中在礼物的贵重与否上面，那么，这个礼就成了行贿和受贿，味道就完全变了。所以，“还玉”礼节的设计非常重要，是为了不让礼物冲淡礼的真意，表示君子之交淡如水。

　　《左传》一书以叙述史事为主，中间常常夹杂“君子曰”的评语，评判的标准是“礼也”还是“非礼也”，就看你的言行是否站在“礼”上。比如鲁隐公五年春，鲁隐公忽发奇想，打算到一个非常遥远的、叫做“棠”的地方去看人家捕鱼。臧僖伯劝阻说：根据自古相传的礼制，国君是为民众树立法度的人，应该专心去做国家的大事。执行乱政，那是要亡国的。鲁隐公坚持要去，臧僖伯“称疾不从”。由于隐公的做法“非礼也”，不符合礼，所以史官将它写进了鲁国的史书，以警示后人。所以说古代的礼，包含了一套以道德为核心的制度。类似的例子，《左传》里非常之多，如果大家有兴趣，不妨一读，相信收获一定会很多。

　　礼是对人性合理的制约
　　西方文化是以神为中心的宗教文化，人的灵魂是要靠上帝来管理的。中国文化不然，它是以人为中心的，人的灵魂是要靠自己来管理的。这是东西方文化的重要区别之一。

　　那么，人怎样管理自己的灵魂呢？时下有一个时髦的说法，叫做“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情感”。情感、情绪能够左右人的行为,情感偏颇、情绪失控就会出乱子。我这里有一张北京晚报，上面有一篇报道，题目是《2/3的命案属于激情犯罪》。

　　《中庸》开头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全篇的核心之所在。“天命之谓性”，是说人的喜怒哀乐之情，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尊重人性，具有普世的意义。“率性之谓道”，“率”就是沿着，沿着尊重人性的理路来治理老百姓，充分考虑到民众的喜怒哀乐之情。那么，几乎就是治国之道了。可是，人性有天然的弱点，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除非你是圣人。如果过分张扬人性，肆意放纵它，那么人性与兽性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因此，需要通过教育来引导民众，让他们懂得修正自己的情感，这就是“修道之谓教”。朱熹在《四书集注》里说，修道的“教”，就是指礼乐教化。

　　《中庸》接着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人的喜怒哀乐之情在没有外发的时候，是处于“中”的位置，既不过分，也没有不足的问题。当人在受到外界的影响，情感的外发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往往不是太过，就是不足。要想做到“发而皆中节”，就是恰到好处，就像孔子评价《诗经》的时候所讲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一旦进入“和”的境界，在任何时候都能波澜不惊，从容面对一切，情绪不会大起大落，不会大喜大悲、狂怒暴躁，“举世誉之而不私悦，举世毁之而不加沮”，这是一种很高的修养，需要长期的学习。

　　《中庸》又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民众原本就有中正的本性，这是我们得以治国的最大的“本”。通过礼的方式，把民众引导到“和”的境界，把残留在人性中的动物性转变为理性，这是治国平天下的最大的道。《中庸》之道，就是追求“和”的道理。“礼之用，和为贵”，礼的终极目的，就是造就和谐的人以及和谐的社会。现在西方有人说中国的发展方向不清楚，其实中华民族从古代就是讲“和”的民族，最有资格谈“和谐”。我们今天提出建立“和谐社会”，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绝不是应付海外舆论的权宜、粉饰之词，而是我们千年传统的自然延续。

　　儒家认为，人修身需要在“质”和“文”两个方面下工夫。“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品德，比如质朴、诚信、正直、敬让，这是做人的底色。“文”，说得简单一点就是一个文明人的典雅的“文采”。孔子的一个学生对此非常不理解，认为“质”就行了，干吗要“文”？孔子说，虎豹与犬羊的重要区别是在于它们的皮毛上面的“文”不一样，如果把它们的皮毛统统剃掉，还能区分虎豹和犬羊吗？“质”是“文”的依据，“文”是“质”的表露，《乐记》里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做“德Q动于内”，“礼发诸外”。所以，中国人的礼，非常强调内在的德性，把它当做学习礼的起点。

　　礼是中华民族价值观、行为方式的体现

　　西方人讲平等，我们东方人讲尊卑，乍一听我们太落伍了，都什么年代了还讲尊卑？其实，西方人讲平等也是宗教文化的体现，因为人人都是上帝的儿子。你爸爸是上帝的儿子，你也是上帝的儿子，没有区别，孩子见了爸爸可以拍肩膀。现在这种平等被很多人追捧。但它就一定好吗？《参考消息》转引的《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说，由于一些学生的行为无法容忍，2004年有1/3的美国教师认真考虑过要改行。因为80%的学生张口闭口都说享有自己的权利，如果老师的管教过于严厉，他们的父母就会提起诉讼。所以，孩子毫无顾忌，变得很粗野。这种所谓的平等，造成的结果是学生凌驾于老师之上，使得正常的教育很难进行。

　　中国人讲尊卑，看似不平等，其实不然。尊卑是相对的，父亲与儿子在一起，父尊子卑，因为父亲岁数大，社会经验丰富，对儿子有养育之恩，当然要尊敬。但这种关系不是不变的，儿子会变成父亲，那时也就成了尊者，受到子女的尊敬，公平得很。平辈之间交往的原则，是以对方为尊，实际上是彼此为尊。我敬你一尺，你也会敬我一丈。实际上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平等。所以，钱穆先生讲，礼是以对方的存在并且心存敬意作为前提的。礼的原则是与人为善，处处为对方着想，以此求得社会的和谐。

　　在我们的历史上，最早实行礼治的是文王。《史记》里记载，商朝末年，纣王暴虐无道，天下怨愤。周文王用道德来收揽人心，威信很高，诸侯之间发生争端，都会找文王做裁判。

　　当时，虞、芮两国为了中间的一块田地长期纷争，于是去找文王评理。可是，他们走进周的地界，发现“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感到非常惭愧的是：“吾所争，周人所耻”，我们所争执不休的私利，正是周人感到可耻的东西，去找文王评理，岂不是自取其辱？于是，他们转身回国，通过互相谦让解决了争端。文王没有出面，就把虞、芮之争解决了，两国的风气也得到了改善，这就是礼乐教化的力量，成为后世追慕的典范。

　　因此，后世为政者十分重视礼的教化作用。《史记》在介绍制度史的时候，就把《礼书》放在第一篇，并且强调它对于治理社会的基础意义。《旧唐书?礼仪志》说礼是“人伦之绳墨，失之者辱，得之者荣”，“不可须臾离”。汉代有《曲台集礼》140篇。唐太宗践阼之初，就命令房玄龄、魏徵等礼官学士修订了《贞观礼》100卷。后来，唐高宗又命令长孙无忌等增益补订，撰成《显庆礼》130卷。再后来，徐坚等奉命修撰《大唐开元礼》150卷。这些礼书使得大唐的典制粲然大备，对社会的繁荣起了重要作用。同时，衣冠文物，声教迄于海外，对于新罗、日本等地的文明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

　　礼在当代还有价值吗？
　　有人可能会讲，现在是工业文明甚至是后工业时代，我们的“礼”都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产物，太老旧了！应该把它淘汰了！说老实话，把社会的发展分成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或者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阶段，是学者为了研究和叙述的方便而做的划分。历史的发展，并不是刀断斧劈式的，而是一个有机体。就像一个人，从少年到老年，他体内有一以贯之的东西，不是说到了一个阶段一切都要从头做起的。比如孝敬、诚实、守信等这些基础性的道德，是可以超越意识形态而存在的，我称之为“人文基因”，它不仅有继承性，在某种程度上还会有所遗传。

　　物质文明的发展需要精神文明的引领？
　　人类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从来就是伴有精神追求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生存条件非常恶劣，即便如此，他们还会在陶罐上面画画，用海蚶壳、石片做成佩饰；他们还会思考地球以外的事物，许多神话就是这一时期的产品，这就是精神追求啊！

　　改革开放之初，有不少人认为，只要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什么难题都不难解决。没想到，制假、贩假之风随之而起，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和健康，而且败坏了我们国家的形象。于是，又有人认为，只要把法制建立起来，一切问题都会化解。可是，知法犯法、有法不依、钻法律空子的现象几乎无处不在，令人不胜其烦。事实证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文精神的引领，需要提升大众的道德水准。在杂乱无序甚至是无政府的状态下，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不仅很难长久，而且会带来灾难。

　　礼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一个国家的实力如何，大家往往只注意那些看得见的硬指标，比如外汇储备、人均GDP、钢铁产量、进入世界五百强的企业等。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理念等。软实力很难量化，但确实是在影响着国家的发展的。软实力不但可以在凝聚人心、激励士气、提供史鉴、醇化民风、树立民族形象等方面发挥作用，还可以为经济、政治、外交的发展助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邻国似乎比我们觉悟得早一些。

　　《环球时报》有一篇文章：《日本借软实力提升形象》。日本人意识到，现在仅仅用金钱、军事手段增加自己的影响力已经很困难了。21世纪是各国软实力较量的时代。因此，应该以文化力量为中心，用独创的传统的自然协调的人文力量来赢得各国的信赖。日本的做法是，“动漫、游戏、生鱼片，一个都不能少”，希望借此树立自己的文化形象。

　　小结：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以礼待人是很多人都需要学习的，当然，现在我们所说的礼和古代中国所说的礼是承自一脉，也有所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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