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佛教和汉传佛教的差别及发展

　　汉传佛教融入了道家儒家思想与东南亚各国的佛教在某些方面是有很大差异的，比如中国和尚不吃荤不娶妻生子，在东南亚和尚可以吃荤可以娶妻生子，汉传佛教为大乘佛法而东南亚国家大多为小乘佛法，中国和东南亚由于民情文化的不同后来的发展也不相同，佛教大全讲述一下二者的不同吧。

　　一、当前东南亚佛教的发展特点与趋势
　　当前东南亚佛教国家仍然坚持传统的佛教文化，政府鼓励支持佛教事业的发展，像泰国、缅甸、柬埔寨等国，佛教始终是国家的大事。佛教教育是国家的事业，佛教思想则是国家的统治思想。而在民间，做功德、行善事、拜佛建塔是百姓生活中的大事，得不到佛教界的尊重，就很难有社会地位。佛教界僧人热衷传教，且这些国家佛教界人士接受殖民地教育的原因，英文水平较高，因此东南亚的佛教界经过他们一百多年活动后，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到了世界各地。

　　当然，随着全球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交通条件的改善，东南亚诸国的佛教也在变化。首先，诸国佛教界的眼界更为开阔，他们关注世界佛教发展的新动态。例如，伴随中国佛教的崛起，东南亚佛教界高层愿意与中国佛教界交往，这与80年代前在反共思潮影响下的恐惧心态完全不同。同时他们也了解世界佛教研究动态，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佛教研究，以及台湾佛教研究情况，但对大陆佛教研究了解则相对薄弱。这与大陆的学术成果与世界佛教界没有接轨有一定关系，也与大陆把研究重点放在大乘佛教上有一定关系。

　　其次，东南亚佛教诸国也在与时俱进。现代社会发展，促使佛教界要向社会靠拢。一方面，佛教界仍然承继优良传统。例如佛教具有对社会道德提升的教化作用，寺庙仍然是教育百姓行善的中心，行使着传统慈善的责任。另一方面，佛教界又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例如许多寺院现在推行星期佛，即将从星期一到星期日，每天推出一尊佛，让信众按照生日挑选自己的佛带回家。“星期”的说法，本是西方基督教的产物，但是现在东南亚佛教界却被接受，借以推动佛教与生活更加密切联系。一些寺院正在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东南亚国家曾先后沦为殖民地（泰国除外），西方思想文化对这些国家民族文化起过作用。但是由于这些国家都是农业国家，在广大的乡村，佛教传统并没有被彻底毁灭。独立以后，这些国家传统民族文化得到弘扬，佛教传统信仰重获重视。在百姓心里，佛教寺院仍是心灵可以寄托的信仰场所，至今都没有改变。

　　第三，东南亚佛教国家僧伽内部管理已成功转型。自20世纪30年代，泰国佛教界开始仿照西方“三权分立”的形式，成立僧伽长老会、议会、立法院等。到50年代，缅甸等国也相继出现“中央僧侣负责机构”、“僧侣大导师机构”和“律法规范师组织”等民主分权制度。僧王只是象征性位置，集体领导成为主要运作方式。但是对民众而言，僧人权威仍然不能动摇，高僧仍然是民众的崇拜对象，引领群伦。

　　第四，注重与世界各国佛教交流和传教。过去中国佛教界在世界佛教界一度失语，日本佛教成为大乘佛教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许多南传佛教国家热衷与日本佛教界来往，学习佛教都到日本去留学。现在中国佛教崛起之后，来中国留学的僧人日益增多（台湾更多）。同时，随着交往增多，南传佛教也在中国产生影响。例如“内观禅”现在中国大陆十分流行，值得关注。

　　第五，南传国家的传统教派是佛教主流，但佛教界内部也在不断酝酿新思想，新宗教因素始终存在。特别是代表新兴中产阶级利益诉求的教派，不断提出新主张。例如泰国的法灯寺就是新兴中产阶级的典型寺院。南传佛教国家理论建设发生新的变化，与新兴寺院的兴起关系密切。

　　第六，泰国寺院注重经济发展，与旅游联系起来更是这些国家佛教发展的特色。诸国都在打造佛教旅游经济，除修缮原有的着名景观之外，也在建设新的宗教景点。改变了过去建造寺院纯粹是信仰的布施传统，发展寺院经济成为重要动因。由于经济因素的驱动，寺院建设也提升了档次，景区与寺院建筑渐趋于富丽堂皇。当然政府的参与也是其中重要原因。

　　第七，政教关系一直是某些南传佛教国家的热点，但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情况。像在泰国与柬埔寨实行君主立宪的国家，政教关系相对稳定，僧伽与政府基本上不发生矛盾（柬共时期有过短暂的冲突），僧伽尊重政府的领导。例如泰国红杉军与黄杉军都是佛教徒。但在缅甸则是特例，从60年代奈温军政府掌权之后，政教关系大多数时候处于紧张对峙，近年来得到缓和，但是远不能与其它国家相比。但是不管政教关系是否紧张，历届政府都要表现出对佛教的尊重，政教分离是西方的传统，在东方国家过多地强调这一条，则会造成政教关系不顺。西方政教分离是建立在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上的，以尊重人权为特点，但是东方国家并不是这样。

　　第八，华人宗教在东南亚诸国流行。华人宗教主要在华人地区产生影响，并被发扬光大。佛教在华人宗教中占有相当的主流地位，民间信仰在华人中间也有影响。但是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佛教因为与这些地方接轨，所以被视为正统的中国宗教而看待，又成为与这些国家宗教沟通的渠道或交叉点。

　　二、佛教民间外交的特点
　　佛教自古有民间外交的传统。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主要以佛教文化交流为主渠道。我国与东南亚诸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佛教民间往来，佛教成为与这些国家交往的重要渠道。在中国古籍里，大量记录了佛教民间外交的资料。例如南朝梁国，梁武帝萧衍在位48年，许多周边国家都前来进贡或朝贺，遣使献方物。他们进贡的东西里有不少与佛教有关，如经书、佛舍利、法器等。这些国家属于东南亚地区的有：扶南、林邑国、狼牙修国、婆利国、盘盘国等。梁武帝对这些国家的来使厚意款待，回赠礼品，同时还敕封官员、例如以扶南国王憍陈如阇耶跋摩为安南将军。同时有不少东南亚国家的僧人来中国传经译经，梁朝在建康（今南京）建立的扶南馆，即是专门翻经之处。又有中国僧人到西天印度取经，回国后进行翻译，《高僧传》里有大量记载，兹不赘述。

　　古代佛教的民间外交，到了近现代被削弱了，但是它并没有完全消失，仍然发挥着影响，特别是在对我国政府早期的国家外交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例如缅甸政府是最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中国北京西山灵光寺的佛牙舍利在五十年代曾经去缅甸展出，对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与了解起到重要作用。50年代中国与印度的关系，佛教也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60年代到70年代中国与日本的民间往来，佛教界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佛教的民间外交传统在现代社会一直被继承与发扬，且这种传统至今仍产生影响，仍然是中国民间外交的重要资源。

　　但是，这种传统在现代社会确实又已今非昔比。因为佛教外交传统已经被削弱，没有出现像过去那样大范围的交往现象。佛教民间外交只在公共外交中占有一席地位，其所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并且受到了一些限制。
　　现在的中国与几十年前的中国不一样，现在中国的佛教也与过去的佛教不一样。如何看待现在中国佛教的民间外交问题，我认为有传统与现实两个向度，需要从学理与现实两个层面来解决存在的问题。

　　现在大国中国已在世界上屹立。大国要有大国风范，大国的宗教也要有大国气象。大国的宗教是什么？以唐代为例，唐代是世界上少有的大国，大唐盛世是我们感到自豪的辉煌时期。大唐的佛教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期，佛教发展迎来高峰。这时的佛教一方面仍然沿袭着“请进来”的传统。例如玄奘就是从印度请回佛经，致力于译经事业的大师。另一方面，大唐的佛教开始向外传播，佛教在这时先后大规模传入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现在我们又处在盛世，这时的中国不仅经济要走向世界，文化也在呼唤走出去，发挥影响。我们的佛教已经进入到黄金时代，中国拥有世界最多的佛教徒，总人口上亿。拥有世界最多的佛教寺院，还有最多的佛教僧人，以及悠久的佛教历史和繁荣的佛教文化，这些都是中国佛教界不可复制的优势资源。中国佛教界应利用这些资源与已经来到的机会积极地走出去，这不仅是当前必须要做的工作，也是中国佛教未来发展的趋势，我们应予以引导和加以利用。

　　事实上，现在东南亚佛教国家的佛教界因为各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不同，对待中国佛教的态度也有所不同。自60年代以后，由于世佛联总部设在泰国，泰国成为南传佛教的中心，泰国佛教界认为他们的地位相当于“天主教的梵蒂冈”。但是随着中国佛教的崛起，特别是中、日、韩三国黄金纽带国家的佛教结盟，泰国佛教的盟主地位受到挑战，所以近年来泰国佛教界与中国佛教界联系密切。除了经常互访，还在泰国每年卫塞节期间，邀请中国高僧前往参加活动，并以朱拉隆功大学的名义颁发包括名誉博士文凭在内的各种文凭。泰国这一举措，就是想拉中国与之结盟，帮助巩固他们的地位。

　　缅甸佛教自从1958年发生国教案以后，国内矛盾重重。60年代军政府掌权，佛教发展的势头被遏制，世佛联总部也被迫迁至泰国。之后，缅甸佛教界一直处在被压制的状态，政府对佛教界的管制从未放松过。现在，缅甸社会开始政治开放，党禁也有所放松，政府提出改革开放，社会正在发生转型。而已经明确宣布竞选2013年缅甸总统的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作为缅甸非暴力提倡民主的政治家，是享有“国父”之誉的缅甸前总统昂山将军之女。在民众看来，这位极有可能赢得今年竞选胜利的女士是亲美派的。为了符合美国的利益，加之其父昂山将军有过1942年带领缅甸独立军，协助日军击败英军及第一次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的历史，不排除昂山素季会对中国产生不信任感。故而到时新的缅甸政府可能会抵制中国的影响，缅甸传统的佛教在这个氛围下，与中国佛教界的关系也将遇到一定的阻力。
　　面对这种情况，如何去应对，需要我们拿出智慧，同时还要从历史与现实两个向度来寻找办法，此外在宗教政策上也要做些调整。

　　三、南传佛教黄金纽带的问题
　　利用云南地区南传佛教的影响，打造中国佛教界的另一条黄金纽带，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在实践操作上有一定难度，其难度主要反映在理论的解释。换言之，就是要解决理论问题。不能从理上通过，就不好说服对方。东亚大乘佛教的黄金纽带之所以能够搭建，就是基于中国为正统和中心这样的前提。如果没有这个条件，日本与韩国是不会认可的，因为缺乏号召力。有了这样的共识，中、日、韩三国佛教才在今天不断发生紧密联系与交往，古代的传统才得以重新发挥重要作用。

　　这与东南亚诸国的佛教关系是有区别的。从历史看，云南的南传佛教不是东南亚南传佛教的中心，也不是发源地。在东南亚地区，泰国和缅甸是南传佛教的中心，而云南上座部佛教是从这两个国家传进来的支派。佛教是最讲传统、传承的宗教，在这方面最明显的表现是尊师重祖，注重门派、注重师学。在此情况下，要让云南上座部佛教与泰国和缅甸的佛教平起平坐很难，这一点是云南上座部佛教的致命伤。要解决这个问题，得到这些国家佛教界的重视与承认，需以中国世界佛教中心为前提，这样我国与南传佛教国家结成黄金纽带就有可能了。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选择什么角度来说话，这才是最重要的。

　　古代中国佛教的崇高地位在世界各国是一致公认的。但是到了现在，中国佛教并没有因是佛教的中心，而得到世界佛教界的应有重视。除了我们传教的方式不够，宣传不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没有摆脱印度佛教的影响。一谈起中国佛教，人们马上会联想到印度佛教。现在印度政府也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在佛教已经没落的一千年后，提出要把印度变为世界佛教中心，致力于打造佛教祖庭的地位。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兹提出可操作的思路如下：
　　首先，我们需要做的是确立中国世界佛教中心的地位。这个工作可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确立与强调中国是大乘佛教中心。这本是不争的事实，理由如下：一是中国佛教有2000年的历史；二是中国有世界最多的佛教信徒，一亿多人；三是有保存完整的、翻译最早的佛教经典；四是有自己特色的佛教仪轨和佛教文化体系，且佛教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五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云南上座部三派并存的国家。但由于过去几十年里，我们的佛教一直处在世界佛教界的弱势地位，日本与韩国的佛教界一直强调自己是大乘佛教中心，特别是日本把自己当作大乘佛教中心，并以经济大国的背景而去刻意强调自己的地位，因此对中国是大乘佛教的中心这一历史事实，日本至今也没完全承认，如此也会影响到其它佛教国家对中国佛教的看法。面对日、韩两国，我们可采取迂回战略，借助南传佛教国家的佛教界人士，他们中的僧人已经承认和对外宣传中国是大乘佛教中心；再通过中、日、韩三国黄金纽带里中国是日韩佛教的传入国的史实，让日、韩承认中国是现在的大乘佛教中心。

　　第二步是取得中国佛教在世界上的话语权。中国佛教界要积极在世界佛教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除了办好自己的世界佛教论坛之外，还要积极参与世界佛教界的活动，利用中国大国影响，站在世界佛教制高点上，让中国佛教重新成为世界佛教中心，以此确立中国是世界佛教中心的地位。

　　我们要集中宣传的是中国佛教的内容，而不是印度佛教的理论。这就是中国佛教“印度化问题，必须受到我们的重视。中国佛教经过二千年的历史，理论上仍承继了印度佛教的学说，且受到印度佛教理论的影响很深，但是中国僧人在历史上也在不断地改造印度的学说，而且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建造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与佛教宗派。我们要宣传的就是中国僧人对佛教在理论与实践上的贡献。“去印度化”的问题，不是说反对印度佛教的理论与实践，而是有区别地对待不同的佛教形态及其理论和实践。具体地说，我们可以提出将印度的理论研究交给学者去做，中国佛教界则承担起着重打造中国特色的佛教理论与实践的重担。否则中国佛教的理论与实践很难与印度佛教区别开来，中国佛教的地位及影响也很难在世界上发挥出最大作用。

　　要将中国佛教推向世界，需要在理论上有所作为。只有思想影响了人们的头脑，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认为。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及它在世界的影响已充分证明了这点。中国宗派佛教的理论比较深奥，其思维也较为特别，对没有这方面基础的人来说，要一下了解中国佛教的思想是较为困难的。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理念与实践可以使用，这些理念与实践有助于在世界上树立中国佛教的正面形象。例如中国佛教理论与实践最突出的菩萨思想，这是中国佛教里面最有特色，也是影响中国人头脑与精神生活最有活力的表现。传统的菩萨信仰认为，发大心为众生求无上道，故名“菩萨”。具体地说，上求菩提、下化众生的“自利利他”是菩萨乘的最大特色，这与人类社会的要求是相符合的，也是各个国家与历代政府所要提倡的思想。

　　南传佛教的理论与大乘佛教的理论是不同的。故而在一些学术会议上，经常呈现出各说各话的局面。例如中国大乘汉传佛教有素食的传统，但南传佛教里没有这个基本戒律，所以我们在南传佛教国家开会时，经常会碰到南传僧人问道：中国佛教僧人为什么不吃肉、不吃鱼？这就说明我们与南传佛教的沟通还不够，我们的教义对方至今还没有了解，这就需要我们加强与南传佛教的沟通与交流。

　　不过，大乘佛教与南传佛教也有相互交叉的地方。例如佛教的基本概念“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是南北佛教共同接受的基本教义。佛教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德学说，也是所有佛教徒都要共同遵守的基本理念。所以我们要研究大乘佛教与南传佛教教义相通的部分，将这些相通的思想作为双方对话与交流的基础，再把他们作为向外宣传的主干。只有从思想上接受了，文化交流的工作才算取得成功，这在中外各国的文化交流中早已成为规律，我们应该遵循。

　　现在，各佛教国家都面临着积极调整、与时俱进的重大问题，中国佛教提出的走人间佛教的思路，不仅是当代佛教可供参考的模式，而且是与南传佛教国家在理论与实践上相互契入的一个极好的角度。人间佛教强调的是佛在人间，成佛不是在来世，而是在今世，所以佛教界要积极参与社会，努力走佛教与社会相结合的道路。这个思想是各国佛教界都共同承认的，中国佛教界要努力宣传这个思想，并将其进一步应用，以此来加强与南传佛教国家的联系，从而在思想上影响南传佛教界。

　　当前中国佛教学术对南传上座部佛教研究非常不足，虽然近年来有所弥补，但对南传佛教核心教义的研究仍然没有多少成果。佛教的目的是了生死，也就是说解决人的心灵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解决人之生死，我从哪来、到哪去的根本问题。南传佛教在理论上，基本上接受的是印度佛教早期部派佛教教义，理论特点是围绕着禅学内容而展开的，僧人通过禅修实践来体悟佛法真谛，所以南传佛教的禅学知识特别发达，现在传入我国以后，就表现为“内观禅”的内容。又由于南传佛教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所以在整个受南传佛教界影响的地区，流行的是做功德与行善事的伦理道德，以此构成了整个社会秩序的思想基础，佛教的行善却恶是南传佛教地区最基本的社会道德标准。而我国现有的研究由于人才培养与储备的不足，对教义理论的研究并没有人去进行，对经典的研究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成果，只是对过去流行的傣文抄本做了整理，出版了一百卷手抄佛经的影印本大书。

　　南传佛教与北传汉传佛教在基本教义方面是相通的，一些名词述语只是读音不同，并没有特殊的意思。例如佛教的居士，梵文称“优婆夷”，汉传佛教称“居士”，南传佛教称“阿章”，但是有的学者在撰写南传佛教着作时，只列出“阿章”，不对其做定义说明就是居士的傣文称名，也不说明这就是梵文优婆夷的称名，这容易给不了解佛教的读者留下一个印象，以为这是南传佛教独有的。这样的写法既不利于学术研究，也不利于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的文化交流，更是违背佛教常识、人为造成的概念混乱。

　　现有的云南南传研究成果，将南传佛教地区流行的赕佛善事作为慈善研究，而作为南传佛教的主流——云南南传佛教的教义理论思想与历史文化并没有多少人去做扎实的研究。慈善不等于宗教，因为慈善不是宗教的根本目的，也不是宗教的专利，只是宗教的功能之一，附属于宗教而已。慈善除了宗教界可以做以外，其它各界人士都可以做慈善。而在历史上，做慈善最多的，最有影响的，最解决问题的，并不是来自于宗教界，还是得益于政府，政府利用它的权威与国家的财力，以及有效的行政系统，在赈灾济难的关键时刻，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政府的出面，仅靠宗教的力量，是不可能将发生的大灾难妥善解决的。所以宗教慈善只是在国家公益事业中的“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有益补充”。南传佛教研究的重点仍然是在它的历史文化与思想教义，以及经典仪轨方面，我们只有把这些研究深入了，才能够真正说明南传佛教的特点，才能够对南传佛教的未来发展把握方向。

　　近年来，我国有不少人前往南传佛教国家留学。有的已经学成回国，据说国内现在达到70余人。但是出于各种原因，这些僧人的作用基本上没发挥出来。这些人都在南传佛教国家学习过，对当地的佛教文化有深入了解，由他们来从事南传佛教研究，相信一定会超过学者的研究。充分利用已经毕业或正在南传佛教国家留学僧的作用是当前促进南传佛教研究的最好办法。让这些学僧不仅学习南传佛教，而且承担起宣传南传佛教的责任。我们可以仿照唐代译经院的模式，由中国佛教协会出面，国家再出一部分资金，将已经学成回国的留学僧集中使用，做一些大的项目研究，充分发挥他们智力。美国在60年代为了越战的需要，曾组织过一批学者从事东南亚佛教研究，为此美国学者撰写了一批南传佛教研究的专着，成为这一领域的话语权掌握者。这个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利用国家的力量与学者的优势来组织攻关，深入研究南传佛教的历史与现状，是我们取得这一方面成果的最好方式。我们还要积极利用曾经在南传佛教界里发生过影响的中国僧人，例如法舫法师是太虚大师曾经派出去做南传佛教界工作的大师，他在南传佛教界的影响很大，最终圆寂在马来西亚。此外，我们要积极推出自己的南传佛教僧人领袖，特别是要推出有学识、有修行的僧人，让这些僧人作为中国佛教的南传佛教代表，去影响南传佛教国家的人士。

　　四、南传佛教发展的思路
　　在我们制定的宗教政策里，是否可以对当前现实的情况做些调整。我们的宗教政策规定，佛教僧人出国一般要得到上一级部门如省宗教局的批准。佛教寺院没有对外交往的权利，寺院对外交往的权利放在了省一级宗教部门。与政策相应的只是义务却没有权力，这是不正常的现象，这一点值得我们反思与调整。例如笔者曾与南方某寺院住持一起去泰国，对方提出请我们建造一座大乘寺院。回来后我们写了报告，但上面并无回复。又如韩国佛教方面曾经向笔者提出，想与一些寺院建立友好寺院，或者成立中韩佛教文化交流会之类的组织，笔者得到的回答是，寺院没有这方面的权力。因此，我们要在对外交往的政策方面做一些调整，给予佛教界一定的权力，对大的寺院、有影响的寺院，可以考虑让他们去建立自己的对外联系的网络。从政策上鼓励中国僧人走出去，鼓励中国僧人在外修建寺院，让中国文化真正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从佛教的历史与现状来看，舍利是佛教各派共同承认的圣物。中国珍藏的佛舍利送到南传佛教国家，拉近了与各国佛教界的关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中国高僧的舍利送出国外？在中国历史上，外国送进来的佛舍利达数千余颗，现在仍然有很多存世。而我们对外只承认了西安法门寺佛指骨舍利、北京灵光寺佛牙舍利、南京报恩寺佛顶骨舍利三颗，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们应该事实求是地对待。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将中国高僧的舍利送出去。二千年的中国佛教史上，出现了很多的高僧。他们不仅是中国佛教界的有名人物，也享有世誉。除了宣传他们的事迹，使世界佛教界广为人知，还得把他们的舍利送出去，供各国佛教徒参拜。2013年3月底本焕长老的舍利被送至泰国永远供奉，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鼓励我们要继续沿着这条思路，充分发扬中国高僧舍利的权威性，将中国佛教传播到异域。

　　南传佛教的黄金纽带不仅是南传佛教国家的责任，也是汉传佛教国家的责任，故需要全国佛教界的介入。现在深圳弘法寺已经制订了“南海佛教”战略，意欲以海南作为南海佛教的中心，开展与东南亚佛教国家的交流。除了云南佛教界以外，广西佛教界也可在这方面发挥作用，最终形成多头并进的态势，从不同的方向与东南亚南传佛教界进行沟通。此外，加强南传佛教的沟通不仅仅是云南、广西等与东南亚接壤的南传佛教界的任务，应成为中国佛教界的共识。从而将此问题提升到国家利益的高度，鼓励汉传佛教界也积极介入，以形成佛教界全面开展这项工作，吸收我国政府对台展开全民联络的工作经验，使对东南亚地区的南传佛教的联系与沟通在短期内取得明显效果。

　　南传佛教传播的地区是边疆地区，也是我国列为改革开放的特区。作为对外展示窗口的特区宗教管理与活动，既为特区，除了在经济上享受优惠政策以外，能否也在宗教上给予一些带有“特”字的政策，从现实的层面考虑，有关部门可制订特殊的政策，将这里作为当前宗教改革活动的试点，发挥特区窗口的作用，从而积累经验，让宗教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发挥应有的贡献。针对目前我国云南地区南传佛教发展过程存在的困难，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通过打造南传佛教寺院，提升其竞争力与影响。现有的南传佛教寺院明显跟不上我国佛教形势的发展，也与东南亚其它佛教国家的寺院存在着较大差距。其主要表现在设施落后，场地不合理，装饰单调，与当今我国大部分地区寺院的发展反差太大。寺院的环境好坏，对南传佛教的宣传与影响有重要作用，因为寺院的未来发展方向是规模化、精细化、美学化，但是现有的南传佛教寺院绝大多数还停留在简单的礼佛功能，而忽视了美学、民间外交等影响。例如云南瑞丽地区的最大寺院喊撒寺，场地面积广大，殿堂面积大，但是整个寺院的布置与内部的装饰非常简陋，体现不出一个州寺的重要地位与大寺的特点。这不利于推展大寺的形象，也不能吸引香客与游客前来瞻仰，建议要在这方面做出改进。实际上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有很多值得吸取的经验。在现有的情形下，若要尽快提高南传佛教寺院的档次，可以尝试着进行汉传佛教界与南传佛教界进行“一帮一”的对扶活动，利用汉传佛教建设寺院与管理的经验，尽快完善南传佛教寺院的硬件建设。

　　二、引进民间资金，打破制约南传寺院发展与弘法的瓶颈。这个问题仍然要参考国内做的比较成功的事例，以此来弥补资金的不足。现阶段可以考虑引进民间资本的办法，用市场规律，引入民间闲置资金，聘请有经验的策划与设计团队，对现有的寺院进行策划、设计和施工，打造一批具有旅游功能的有影响景点，以门票的收入解决资金的不足，并且提供未来发展的资金。

　　三、招聘教师或者自行培养，为南传佛教发展提供必要人才。培养南传佛教人才是提升与弘扬南传佛教的千年大计，要解决当前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除了招聘现在已经回国的留学僧与留学生为教师，还可以考虑聘用自愿者。寺庙也可自己培养、挑选一批道心纯正，有志于从事佛教教育的僧侣，让他们成为佛教教育的主导力量。南传佛教本就有男人出家的传统，要充分利用这个传统，发挥寺院曾是历史上教育基地的作用，对出家入寺的人进行系统培训。教育的重点虽是增强信仰，但也要兼顾到社会需要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寺庙的教材也要有所考虑，除了坚持宗教教育目的，应该允许学习和开设世俗知识的课程。

　　四、寺院与地方政府协调，解决境外僧人居留我国边疆的身份问题。境外僧人到中国寺院做住持，需要中方为他们提供身分。现在世界各国最通用的是绿卡制度，对予本国有贡献和可利用的人给予绿卡优惠，让他们安心为所在国作出工作，这个办法可以考虑用在缓解现在云南南传佛教人才紧张的局面，将境外的僧人或作为专家聘任，或作为友好使者的身分办理聘请手续，考虑为他们制作特殊身份证。当然，在解决身分问题之前，需要对这些境外僧人进行详细调查，并且要与当地政府签订协议，达成各自权与责的统一。

　　总之，中国佛教的发展现在处于好的光景，佛教界要充分利用条件，继续发扬中国佛教界民间外交的优良传统，确立中国是世界佛教中心的地位，最终形成北传与南传两条黄金纽带，将亚洲佛教南北打通，为中国经济与文化发展做好现实的服务，实现中国佛教崛起之理想。

　　总结：以史为鉴一个以宗教为主导的国家，虽然民族凝聚力异常大，但更多的可能是被无耻的政治家利用，国家得不到发展人民也不会安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