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文化之楚国历史文化的摘要

　　说到楚国相信有人马上就想到屈原、端午、宋玉、项羽……楚国作为淮流域的南方最大国家，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那么，你知道楚国的历史对荆楚文化有哪些影响吗？随小编一起去看看吧。

　　在史学界，人们一般把熊绎被西周成王“封以子男之田”作为楚建国封号的开始。据《夏商周断代年表》，周成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1042年——前1021年。从周成王时期到公元前223年秦灭楚止。楚国约有800余年的立国历史。我们今天所研究的楚国历史文化，主要就是在这800余年中楚地先民所创造、丰富和发展着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民族初步形成、中国文化基本定型的重要历史时期，楚国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作为淮流域的南方最大国家，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国着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指出：“楚国八百余年扩张经营，为秦汉创立伟大封建准备了重要条件，七国中秦楚应是对历史贡献最大的两个国家”。（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第197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楚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创造和贡献，从而形成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楚文化。楚国先民“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忠君爱国的思想理念，“抚夷属夏”的开放气度，兼收并蓄的包容意识，“一鸣惊人”的创新能力，以及楚庄王、孙叔敖、屈原、宋玉等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们所创造的精神文化产品，都深刻地影响着后人；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治铸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秀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髹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惊采绝艳的辞赋，汪洋恣肆的散文，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十分宝贵文化富矿，使湖北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在800年的发展历史中，楚国的疆域从立国之初偏居今鄂西北荆山一隅的蕞尔小邦，经过春秋战国时代的不断扩张，逐步拓展到横跨长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广大地区的泱泱大国，其疆域以今湖北为中心，扩大到河南、安徽、苏、山东、湖南、西、陕西、贵州、浙、上海等地。在楚国的强盛时期，楚庄王曾是春秋五霸之一，战国七雄中楚国的疆域最大，是“地方六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的“天下之强国”。（《资治通鉴》）西周时期最初立国到战国中后期，楚国的都城和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始终在湖北境内，因而湖北可以说是楚文化的中心，积淀着底蕴丰厚的历史文化，是我们今天研究湖北文化省情最为重要的人文资源依托，代表着湖北文化省情的鲜明特色。现主要以湖北境内的楚国历史文化资源为叙述对象，按时间顺序对涉及楚国历史文化的重大事件进行收集整理。

　　熊绎受封：约公元前11世纪初，周成王以子男之田封熊绎于楚蛮。熊绎以芈为姓，封丹阳。熊绎僻在荆山（今湖北南漳、保康一带），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以桃弧棘矢为贡品供奉周王。

　　熊渠拓疆：约公元前10世纪末到9世纪中，周夷王时，王室衰微。熊绎的后代熊渠甚得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今武汉、鄂州一带）。经过征伐和招抚，熊渠控制了汉平原为中心的湖北大部地区，乃立其长子康为句檀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上楚蛮之地”。周厉王时，熊渠畏周伐楚，主动去其王号。

　　武王自立：楚武王熊通是楚国历史上承前启后、具有雄才大略的一代国君。公元前704年，熊通率军征服随国。要求随国赴周向周天子建议提高楚君的封号，遭周拒后大怒，遂自立为王。此后，历代楚君皆称为王，与周天子分庭抗礼。

　　首创县制：进入春秋时期以后，楚武王对新占领的地区不再采取分封制，而是创建县制以加强管理。权县（今湖北荆门市东南部），就是见于记载最早的武王时设立的县，据顾颉刚先生考证，这不仅是楚国最早的县，而且也是春秋时期的第一个县。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地方的县级政权建设，是从楚国开始的。

　　迁建郢都：随着疆域不断向淮地区拓展，偏避一隅的都城丹阳（其址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以今鄂西北与豫西南的丹淅地区较为合理）显然不能适应楚国发展的需要，迁都进入汉平原已成为当时的楚国必须解决的军政大事。而郢都（今陵纪南城。另有说法认为宜城楚皇城是当时的郢都）无疑是最好的都城选址。关于楚始都郢的时间，不少专家认为，楚武王之前的若敖、分冒时期就已经开始了郢都的建设，武王继续经营郢都的城建，并将其作为陪都而久居，楚文王即位后遂开始正式定都于郢　，即《史记·楚世家》所说：“文王赀立，始都郢。”这与西周王朝在立国之初营建东都洛邑为陪都，直到东周初平王始定都东都的情况有近似之处。

　　楚地千里：公元前671年，楚成王即位后，为缓和与中原诸国的矛盾采取结好与国政策。“成王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中原各国）。’于是楚地千里”。这说明，楚成王时期已经成为邦畿千里的南方大国，并从政治上得到周天子的承认，获得了真抚南方夷越地区的合法权力。

　　召陵之盟：楚国在淮地区的迅速崛起，构成了对中原霸主齐国的严重威胁。为了遏制楚国势力向中原扩张，公元前656年春夏之交（楚成王十六年），齐桓公率领齐、宋、鲁、卫、陈、郑、许、八个诸侯联军，“挟天子以令诸侯”，首先打楚的盟国蔡国，“蔡溃，遂伐楚”。但楚军毫不示弱，与齐联军对峙于陉山（今河南偃城县东南）一带，就形势而论，如果战争发生，双方胜负均难预料，且时已到夏天，楚成王打算和解，派将军屈完为全权代表赴齐军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在召陵（今河南偃城县东）订立盟约，史称“召陵之盟”。《左传·僖公四年》载：“齐侯陈（列阵）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屈完及诸侯盟。”从这段记载看，屈完的机敏和刚强，表现了楚国的大国风度和强硬姿态，有理有据，实话实说，使齐桓公无可奈何，只好与楚订立盟约，随即撤军。此次盟会，也使楚国避免了一场实力相当的战争，从而养精蓄锐，为继续北进中原保存了实力。

　　庄王平乱：自公元前623年晋楚城濮之战楚国失败后，中原诸侯纷纷倒向晋国一边，楚对晋采取守势。公元前614年，楚庄王即位，楚国面临贵族争夺王权的内乱威胁。在楚庄王即位之初的几年里，相继发生了公子燮与子仪（即司马斗克）的叛乱（公元前613年）和若敖氏的叛乱（公元前605年）。楚庄王机智果断地平息了内乱，灭了若敖氏，解除了贵戚大臣对王权的威胁，从而稳定了内部局势。

　　灭庸之战：公元前611年（楚庄王三年）秋，楚国发生大饥荒，周边的部族邦国乘机向楚进攻。据《左传·文公十六年》记载：“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这几个地名已不可确考，大约在今湖北枝一带）。庸（今湖北竹山县西南）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今陕西白河）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值此外患当头，楚多方受敌威胁，形势十分严峻。若晋等中原诸侯趁机而入，后果将不堪设想。楚一方面加强北部边防，封锁了通往中原的门户，即所谓“申、息之北门不启”，一方面采纳大夫尤贾的建议，出兵攻打实力最强的庸国，以示楚军的强大，一旦打败庸国，其他附庸的小国必定降服。果然不出尤贾所料，楚军出兵十五日，百濮即撤走。楚军进至句巫（今湖北丹口市西部），命大夫卢戢黎进攻方城（今湖北竹山县东）。楚大夫师步为麻痹庸军，采取佯败骄敌之计，七战七退，诱敌深入，退至临品（今湖北丹口市境内）与庄王会师后，取得秦、巴两国帮助，又与“群蛮”结盟。完成战争准备后，庄王乘庸军不备，命子越自石溪、子贝自仞（两地均为今湖北丹口市境内）分两路夹击，庸兵败国亡。据军事史专研究，灭庸之战是中国古代战史中创造两路分进、合进一点的最早战例。

　　观兵问鼎：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八年）楚庄王率军伐陆浑之戎（在今河南嵩县及伊川县镜），到达洛水。楚军在东周都城洛邑郊外列兵布阵，史称“观兵于周郊”，周定王被迫派王孙满慰劳楚军，历史典故“观兵问鼎”就源出于此。《左传》、《史记》等文献对此事均有记载。《左传·宣公三年》记云：“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夫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九鼎”是周朝权利的象征物，庄王问鼎不仅是对周王朝的轻蔑，也“示欲逼周取天下”（杜预注）。但王孙满“在德不在鼎”的理论很有说服力，于是庄王引兵而退，从而留下了“观兵洛郊、问鼎周室”的一段佳话。

　　庄王称霸：公元前598—596年，楚庄王先后取得了攻陈、攻郑、晋楚之战和伐宋、灭萧等战争的胜利，饮马黄河，称霸中原，使楚国进入了立国以最为辉煌的全盛时期。当此之时，中原诸侯莫不重足而立，屏息而听，晋人不敢南渡黄河，齐人不敢西逾泗上，秦人不敢东过崤山，郑、宋、陈、蔡诸小国唯楚庄王马首是瞻。而且，楚庄王去世之后，楚国仍然维持强盛局面社会仍然安定，这样的霸业，实非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以及他的同时代人所能比肩。

　　吴师入郢：公元前506年（楚昭王十年），吴国、蔡国、唐国联合伐楚。吴军舍舟于淮汭（河南潢川县淮河弯曲处）登岸，会同蔡、唐两国军队由豫章（今安徽六安、河南商城一带）向楚国汉水地区推进。楚以囊瓦、沈尹戌等率军在夏州（今湖北汉口）以西汉水南岸布防，与吴军隔汉水对峙。沈尹戌建议囊瓦率主力依托汉水阻止吴军，自己北上，集合方城（河南方城县东）外楚军袭击吴军后路，焚毁淮河吴船，然后还军阻塞大隧（黄岘关）、直辕（武胜关）、冥厄（平靖关。三关均在河南、湖北交界的武胜附近），断吴后路，形成对吴军的南北夹击之势。但囊瓦在沈尹戌北上后，企图独获成功，竟改变原定作战计划，抢先渡汉水进攻吴军，在小别（武汉汉阳附近）至大别（大别山）之间连续三战均未取胜。十一月十九日，两军在柏举（今湖北麻城东北，一说在今湖北汉川以北）对阵。吴王弟夫概率所部五千人首先袭击楚囊瓦军，囊瓦军败逃，致楚全军溃乱，吴王阖闾乘势掩击，楚军大败。吴军乘胜追击，至清发水（今水），待楚军半渡进击，大败楚军，至雍巫（今湖北京山西南）增援之楚军，连续五战皆胜，于二十九日占领楚都郢（湖北陵纪南城），楚昭王奔随。

　　吴起变法：战国初年，楚国在同三晋（韩、赵、魏）的战争中接连失利。楚悼王在位期间（公元前401—前381年），于公元前388年任用吴起为令尹，在楚国实行变法改革。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比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早了近30年，其变法的基本宗旨是打破宗法血缘贵族的统治，调整社会关系，富国强兵，重振楚国霸业。具体措施是：整顿吏治，秉公执法，革新习俗，规定收回封君子孙三代以上者的爵禄，对于疏远的公族，一律革除其公族属籍，裁免庸官冗吏，削减官吏奉禄，并将节余下来的财力用于扩充和训练军队。同时强令旧贵族移居到地广人稀的地区开垦，以削弱他们在中央和地方的势力。悼王任用吴起变法起得显着成效：”南征百越，扩境苍悟；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但由于吴起的变法损害了楚国大多数贵族势力的利益，遭到了朝中的贵族的激烈反对，待支持变法的悼王一死，贵族大臣即发，射杀吴起并中王尸。楚国的改革就此中断。继位的肃王虽然按楚律将射杀吴起并中王尸的70余家贵族夷宗灭族，但并未将悼王实行的改革继续下去。从此楚国失去了发展的活力，终于一蹶不振，政治日益腐败，走上亡国之路。

　　白起拔郢：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二十一年），泰国大将白起率军攻下楚国都城郢，史称“白起拔郢”。随后，秦军又乘胜向东攻下了竟陵（今湖北潜市西北）、安陆（今湖北安陆南），向南攻到洞庭湖附近。白起还下令放火焚烧了在西陵（今湖北宜昌市南）的楚先王陵墓，以打击楚国的军心士气。秦国在郢建立了南郡，封白起为武安君（今湖北南漳有武安镇），这一带成为秦国版图。楚顷襄王郢都亡命北逃，先到城阳（今河南息县西北），后将楚都迁到陈（今河南淮阳县），亦称郢陈。到楚考烈春（今安徽寿县），直至公元前223年为秦所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