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燕赵文化的关系

　　所谓燕赵精神是指：“革新精神、和乐精神、包容精神、求是精神、创新精神、忧患精神”，有学者说“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而李大钊正是无数燕赵慷慨悲歌之士中最杰出的一员。那么李大钊究竟与燕赵文化有何关系呢？欲知详情，且看下文。

　　一、燕赵地域文化艺术的熏陶
　　李大钊从1889年出生到东渡日本留学前的24年间，始终生长在燕赵文化的氛围内。燕赵文化源远流长，积淀丰厚，特别是乐亭县域文化对李大钊影响极深。乐亭皮影戏，是发祥于李大钊的家乡——乐亭县一带的着名民间傀儡戏剧艺术，是中国皮影戏的主要地方剧种之一。李大钊做为一个乐亭人，生前非常喜爱自己的家乡戏——独具韵彩的乐亭皮影。李大钊幼年时，大黑坨同周围不少村庄一样，经常唱皮影戏。每逢农历二月十五日村中间的老母（及观音菩萨庙）会、农历六月十三日村东头的庙会。

　　皮影戏一唱就是几宿。老母庙就在李大钊家西南不远的地方，幼年的李大钊有生以来最先接触的中国传统戏剧，就是在家门口唱的皮影戏。乐亭皮影的传统剧目有《青云剑》、《瓦岗寨》、《大隋唐》、《薛家将》、《罗通扫北》、《杨文广征西》、《岳飞传》等。皮影戏里演唱的精忠报国等故事，在李大钊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皮影戏那优美的唱腔、精刻的影人，是对他的音乐、美术素养的最早熏陶。

　　据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回忆，他父亲李大钊生前喜爱音乐、美术。这种喜好的产生，不能说不与自幼接触乐亭皮影戏有关。后来李大钊走出乐亭，接触了京剧、梆子，但他爱看家乡皮影戏的初衷一直没有改变，一有机会回到家乡，就抽暇去看皮影戏演出。在日本留学时，他不时哼唱几声皮影戏，以宣泄他浓郁的思乡之情。他学成归国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时，有一年回故乡，曾为皮影艺人孙兆祥写了一部讴歌反抗主义侵略的《安重根刺伊藤博文》的皮影戏，歌颂的是不畏强暴、刺杀日本统治朝鲜的统监尹藤博文的朝鲜义士安重根。

　　影卷意是，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战败而告终，日本侵略者因此霸占朝鲜半岛，使朝鲜为日本的附属国。1905年，日本变本加厉，把朝鲜列为“保护国”，派曾与清政府签定《马关条约》的全权代表、后任日本内阁大臣的伊藤博文出任朝鲜统监，充当欺压朝鲜人民的“太上皇”。到1907年，伊藤博文强行解散了朝鲜军队，迫使韩国皇帝承认朝鲜合并于日本，引起了朝鲜人民的强烈反抗。

　　日本侵略者疯狂镇压朝鲜人民，朝鲜义士安重根义愤填膺，决定刺杀伊藤博文。这一事件在中国引起巨大震动。李大钊将这一事件写成皮影戏，他的爱国之志也融于剧中。由此可以窥见，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的风韵在李大钊胸怀中的激荡奔放，表现出具有鲜明的现代特色的爱国主义。

　　乐亭大鼓是流行于乐亭城乡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艺，亦称乐亭调，为北方俗曲鼓词的一种。它起源于清朝初年的“乐亭腔”，约在清朝嘉庆五年（1800年）前后，乐亭腔进而演变成乐亭大鼓。乐亭大鼓的传统节目主要有：《杨家将》、《隋唐演义》、《呼家将》、《岳飞传》、《包公案》、《三侠剑》等，颂扬的是贤臣良将尽忠报国，以及侠客的除暴安良，豪放壮烈。

　　此外，流行于乐亭的地方戏剧还有评剧，即“蹦蹦戏”，又称“莲花落”，“落子”。在鸦片战争后流行于乐亭、滦县一带。

　　地方戏剧艺术是交通不发达的农业社会中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戏剧中的英雄往往是地域文化崇拜的偶像。乐亭民间流行的戏剧艺术，主要歌颂的是英勇刚烈，赤心报国，杀身成仁的侠客义士，渲染的是燕赵文化中豪爽慷慨、为国为民而不惜身家性命的崇高精神和英雄气节。这种文化氛围孕育了李大钊的英勇气概和坚强意志，孕育了李大钊为真理、为救国救民舍生取义的高尚爱国主义情操。

　　二、乐亭民风与李大钊的爱国主义
　　乐亭民风至清末，逐渐形成其鲜明的特点，即：淳厚朴实，勤苦向学，追求真理。《乐亭县志》记载，“乐亭地域偏僻，虽临悔而无商港；地虽平坦但非交通要冲”①；海产虽丰，但发挥不出优势；农业歉收年多于丰收年，劳动人民生活不得温饱。清初，有些人为谋生计，则去东北“闯关”，从小本生意做起，到后来经商致富。人们看到希望，效而仿之，故去东北习商、经商者日益增多，于民国初年尤盛。沈阳、长春、哈尔滨成了乐亭商人的发迹之地。

　　乐亭人在关东经商获利后，一是在本乡购置田产，另有更多的人则办私塾、建学堂。《乐亭县志》记载：“人们深知，立事者必须有文化。由此，一般农家宁愿节衣缩食，也要让其子弟读书识字，以便经商发家，较为富有之家不惜重金使子女攻读高等学府，以求功名利禄。”“从金代置县到清末，全县出进士55人，举人167人，其中文武状元各1人，探花、榜眼各1人”。故乡风土民风对李大钊影响之深，李大钊对生他养他的故乡爱之尤深。李大钊所处时代，乐亭风俗民风正经由古代向近代文化转型期，一方面受古老的燕赵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注入了近代文化的因素，特别是“进化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论的影响。

　　故乡的风土人情塑造了李大钊的爱国主义思想。从他所写的许多文章和实践中可以看到，他在关心人民的疾苦、重视民众的作用方面，比起一般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要鲜明的多。这是使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植根浓厚，并迅速向着共产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燕赵历史、英烈对李大钊的影响
　　燕赵历史和英雄烈士对李大钊的影响颇深，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中流淌着燕赵豪杰的英雄气概。1905年秋天，16岁的李大钊到卢龙县城开始中学学习。卢龙是永平府所在地，这里曾是孤竹国的国都，历史上的伯夷、叔齐兄弟竟相让国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伯夷、叔齐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以有“骨气”着称。在此地两年多的求学生涯中，这里古老历史文化在李大钊的心灵里无不打下深深的烙印。

　　辛亥革命时期，与南方武昌起义相呼应，中国北方也爆发了滦州起义。滦州起义的英雄烈士的壮举，对李大钊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是由于辛亥革命失败的刺激，由于滦州起义中李大钊的师友的抛洒热血的英雄壮举，促使李大钊东渡日本，寻求新的更高层次的救国真理。后来李大钊于1917年5月5日离开北京，返回故里。

　　他在《旅行日记》中这样写道：“天将破晓，过雷庄猛忆此为辛亥滦州革命军失败之地，白雅雨先生，王金铭、施从云二队官及其他诸烈士，均于此地就义焉。余推窗北望，但见邱山起伏，晓雾迷朦。山田叠翠，状若缀锦，更无何等遗迹之可凭吊者，他日崇德纪功，应于此处建一祠宇或数铜像以表彰之”。白雅雨是李大钊的史地教师，参加滦州起义，起义失败后，白雅雨等慷慨就义，这无疑对李大钊的爱国主义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13年5月1日，李大钊在《言治》月刊发表《与群德》一文，针对是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杀有感而发。他指出，战国之际，任侠成风，故有荆轲刺秦王之壮举。以后历代相袭，仁人志士层出不穷，直到为推翻清王朝而献身的吴樾、徐伯逊之辈。但到民国建立后，却出现了江河日下、群德坠落的状况。李大钊认为，依动机可分为两种：一种“行于英雄”可“锄奸诛佞”；另一种“行于盗贼”，则“摧贤害能”。

　　李大钊还指出：“黯黯中原，并鉏麑其人者，亦不可得，吾于是盖悼群德之衰矣。悲夫！”鉏麑为春秋时晋国人，为力士。普灵公无道，忠臣赵盾（宣子）多次进谏，灵公恨之，于是派鉏麑去刺杀赵盾。鉏麑清晨去赵家时，大门已开，正好下手行刺。可是鉏麑看到赵盾衣冠整齐，准备上朝议事，只因时间还早，坐在堂上假寐，不忍心下手，叹息道：“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⑥。随即在赵家门口的槐树上撞头而死。由此可见李大钊所称颂的是古往今来锄暴安良的义士，足见李大钊爱国主义思想中蕴涵的燕赵文化的风骨。

　　四、李大钊爱国主义思想对燕赵文化的弘扬
　　像古往今来无数燕赵志士英烈那样，李大钊为了救国救民，慷慨赴死，义无返顾，更增燕赵文化的慷慨之气。爱国主义是一特定的历史范畴，李大钊的爱国主义思想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在燕赵文化沃土中成长起来的。它既吸收了燕赵历史文化中积极的成分，又吸收时代的精华——马克思列宁主义。

　　首先，李大钊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属于共产主义的爱国主义。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是逐步向共产主义方向前进的。李大钊的爱国主义发轫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特别是燕赵文化，深深植根于中国民众之中。他从小入私塾，读的是四书经史。其祖父李如珍一心盼望他通过应试科举，升官发财，显亲扬名，走封建士大夫的道路。这是旧中国许多读书人心目中最佳的”价值取向“和孜孜以求的目标。燕赵文化，特别是乐亭地域历史文化中更突出了这一点。

　　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新学“传入中国，科举制度被废除，一代知识分子中大多数人逐渐转向热衷于资产阶级文化。但李大钊投身革命事业，不是以个人或个性解放出发的，强烈的爱国精神使李大钊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为己任，同情人民疾苦，与人民共命运。李大钊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同情身边的劳动人民中萌发，进而扩展到”忧国“，表现了传统知识分子经世济民、心忧天下的可贵品格，但李大钊没有停留在传统爱国主义基础之上，而是逐步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燕赵文化中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就要求在祖国危难之时，担当起救国重任。但是怎样救国，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有不同的答案。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写道，当他在永平府中学肄业后，有三种学校可选择，一是北洋军医学校，一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一是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军医非我所喜，故未投考。银行专修所我亦被考取，但理财致个人之富，亦殊违我素志“；”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由此可见，他在选择报考学校时，就做出了”挽救民族，振奋国群“的远大目标，已超越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在寻找、探索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救中国，这是李大钊爱国主义思想的突出特点之一。李大钊也由一个燕赵爱国志士，成长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为燕赵历史写下光辉的篇章。

　　其次，燕赵文化的突出之点是”慷慨悲歌“，不惜身家性命以赴国难。燕赵历史上有无数志士，出现过刺秦王的荆轲，”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其英风豪气流传千古。但以往历史上的燕赵壮士，是效命于某个统治者。而李大钊的献身革命，英勇就义，是为了拯救中国人民大众的。他的爱国主义胸怀远远超越了往昔历史上所谓燕赵”义士“侠客的狭隘爱国主义。李大钊以个人的革命实践，为燕赵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将燕赵文化中心的爱国主义思想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再次，燕赵风骨是燕赵文化中光辉的一面。李大钊一生奋斗的实践，使燕赵风骨更加光彩照人。李大钊一生光明磊落，”铁肩担道义“，不屈服于权贵，不妥协于黑暗恶势力，铁骨铮铮，丹心昭日月。1924年1月，李大钊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针对国民党右派反对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言论，针锋相对地指出：”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的运动而来的“⑨。”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⑩。

　　1927年，李大钊被奉系军阀逮捕后，一身正气，首登绞刑架，慷慨赴死，燕赵义士的风骨、共产主义战士的铮铮铁骨，体现于李大钊一身。纵观李大钊一生，他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最终成长为共产主义者。他出生成长于燕赵文化的沃土之中，又一生追求真理，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对故乡、对燕赵地域历史文化爱之犹深，对共产主义信之弥坚。他将他的鲜血和生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燕赵文化孕育了李大钊的爱国主义思想，李大钊弘扬了燕赵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