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之《诗》

　　一个国家是否能够长长久久的繁荣昌盛下去，更多时候看的这个国家流淌在血液里的是怎样的文化。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泱泱大国，上下悠悠五千年。我国有着渊源流长的文化背景，在历史的长河里，中国留下了数之不尽的文化遗产。你对四书五经了解多少？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下儒家经典之《诗》。

　　四家《诗》
　　指今文的鲁、齐、韩三家诗和古文“毛诗”。秦火以后，《诗经》以其口耳相传、易于记诵的特点，得以保存，在汉代流传甚广，出现了今文的鲁、齐、韩三家诗。

　　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鲁诗出自鲁人申培，齐诗出自齐人辕固，韩诗出自燕人韩婴，三家诗兴盛一时。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的古文“毛诗”晚出，在西汉虽未被立为学官，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今本《诗经》，就是“毛诗”。

　　《诗》[书籍]-简介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周代诗歌305篇。原称“诗”或“诗三百”，汉代儒生始称《诗经》。现存的《诗经》是汉朝毛亨所传下来的，所以又叫“毛诗”。

　　据说《诗经》中的诗，当时都是能演唱的歌词。按所配乐曲的性质，可分成风、雅、颂类。“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庸阝风、卫风、王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组成，称为十五国风，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贵族加工的作品，共160篇。“雅”包括小雅和大雅，共105篇。

　　“雅”基本上是贵族的作品，只有小雅的一部分来自民间。“颂”包括周颂、鲁颂和商颂，共40篇。颂是宫廷用于祭祀的歌词。一般来说，来自民间的歌谣，生动活泼，而宫廷贵族的诗作，相形见拙，诗味不多。

　　《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它形式多样：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它内容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可以说，《诗经》是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而《诗经》的语言是研究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汉语概貌的最重要的资料。

　　《诗》[书籍]-夫子施教先以《诗》
　　《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记载卫将军文子之言曰：“吾闻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孔丛子·杂训》也说：“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从这些古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孔子教学，首先就要教弟子们诵读、学习的就是《诗》。

　　然而，《诗》、《书》、《礼》、《乐》等文献早在孔子以前就已存在，并作为教材用于对贵族子弟的教育。《礼记·王制》记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此外，《国语·楚语上》也记载有当时贵族子弟的教育情况：

　　（楚庄王）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可见，在孔子之前，《诗》虽然已经作为教材用之教学，但是并没有像孔子那样将其作为教学过程中的首选科目。孔子继承了《诗》、《书》等古代教学的教材，但是，“夫子施教”为何又“先以《诗》”呢？

　　不可否认，《诗经》自身所具有的艺术特质是它获得如此殊荣的一个重要原因。作为上古先民智慧的凝结，《诗》的语言优美、婉转，易于理解；而且，语言学家经过研究指出：“《诗经》是有韵的。除《周颂》有几篇无韵诗以外，都是韵诗。”《诗经》韵读，这在以口耳相传传播古代文化的上古时期，是非常便于记忆和诵读的，与深奥难懂的《书》、《易》等文献相比较，《诗》更容易让初学者接受与领悟。

　　然而，孔子教学，并非教弟子们简单地记忆、诵读，他更为注重的是从古代文献中阐发“先王之道”，以培养弟子们的德性。《诗经》，这一便于记诵、理解又饱含古圣先贤之道的古代典籍，在道德培养中更是起着基础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因此，《诗》本着性情，更能触动人心；而诵习者在与诗中情感的碰撞与交流中也易于改变性情、提升品德。我们认为，这正是“夫子施教先以《诗》”的根本原因。

　　《论语·泰伯》曾记孔子之言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邢昺《论语注疏·泰伯》曰“此章记人立身成德之法也”。“兴于诗”，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曰：“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也。”朱熹《论语集注》进一步解释说：“兴，起也。《诗》本诸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如此而得之。”可见，《诗》是立身成德的基础。对此，《孔子家语·弟子行》记载比较详细，该篇记卫将军文子之言曰：

　　“吾闻夫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诗》、《书》，而道之以孝悌，说之以仁义，观之以礼乐，然后成之以文德。”

　　孔子施教，目标在于培养弟子的具有高尚德行，即“文德”，《诗》则是这一培养过程的起点。《孔子家语》的这一记载，我们可以看着是《论语》“兴于诗”一章的最好注脚。《诗》在孔门教学中的地位由此也可得见。

　　《诗》[书籍]-《诗》可以兴
　　作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教育家，孔子所提出的一些育人方法在今天的教学实践中仍然具有宝贵价值，例如“因材施教”、“启发诱导”等等。而在具体的科目教学中，孔子也根据不同的文献特点对弟子们进行教导。如上所述，作为一部体现上古礼乐文明的诗歌总集，《诗》不仅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语言优美、含蓄，有着《易》、《书》等文献典籍所没有的艺术特质；更为重要的是，《诗》本诸性情，是人内心志意、情感的外露，因此，它易于启发、引导人的性情、志意。孔子注意到《诗》的这一特点，他说：“《诗》可以兴。”

　　“兴”，何晏《论语集解》引孔注曰：“兴，引譬连类”；朱熹《论语集注》注为“感发志意”。从前人的注解来看，说的都是《诗》具有的启发、引导功能。孔子也正是从《诗》的功能出发，说《诗》可以启发人的思想、情志，进而培养、完善习《诗》者的德性、志向。而《诗》的这一功能与特点又决定了孔子的教《诗》方式，《论语·八佾》记载：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孔子以“绘事后素”来解释“素以为绚”这一诗句，大意是说先有白底子，然后再绘画。子夏由此受到启发，联想“礼后”，说的是人必须先有自然的质朴真情、仁义之质，然后再施之以礼义。在这里，子夏从表面上看似毫无关联的诗句中，联想到了更具深层内涵的“礼”，孔子更是称赞子夏对他也有启发。而从孔子对子夏说“始可与言《诗》已矣”一句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具备能够受诗句启发，进而联想、发掘诗句的深层内涵的这一能力，是孔子教弟子学习并与其交流《诗》的前提。同时，从子夏的这种思考方式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启发、引导进而引譬连类的教学方式，在孔门教学中应用是比较广泛的。孔门弟子在学《诗》论《诗》的过程中已经不自觉地形成了这种思考方式。《论语·学而》记载：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孔子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固然是道德修养中比较高的境界，但是还是不如“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受此其启发，联想到《诗·卫风·淇奥》中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用其比喻道德修养是不断提高的过程。孔子称赞他“告诸往而知来者”，正是对其学《诗》解《诗》方式的赞赏。

　　因此，“《诗》可以兴”不仅是《诗》所具有的功能，也是孔子教弟子们学《诗》、用《诗》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达到了孔子以《诗》教育弟子、培养弟子们的道德品质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