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之《春秋谷梁传》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是优秀的，其本质看的就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所沉浸在一个什么样的文化氛围中。环境是能够影响以至于改变整个社会的社会风气的，社会风气又直接影响这个民族。我国是一个文化古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世人称赞的礼仪之邦。在时间的流逝下，我国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优秀诗篇，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下儒家经典之《春秋谷梁传》。

　　《春秋谷梁传》 - 简介
　　《春秋谷梁传》为儒家经典之一。 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体裁与《公羊传》相似。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赤或作喜、嘉、俶、寘）。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晋人范宁撰《春秋谷梁传集解》，唐朝杨士勋作《春秋谷梁传疏》，清朝钟文烝所撰《谷梁补注》为清代学者注解《春秋谷梁传》的较好注本。

　　《春秋谷梁传》一般认为属于“今文经”（见经今古文学）。全书正文两万三千多字，采用问答体解说《春秋》，重点在阐述经义即《春秋》的政治意义，与《公羊传》大抵同调，但在个别具体问题上也有歧异。如鲁僖公四年《春秋》记：齐桓公伐楚，“楚屈完来盟于师”。《公羊传》称：“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其言来何，与桓为主也。……与桓公为主，序绩也。”肯定了齐桓公取得的重大成绩。《春秋谷梁传》却说：“来者何？内桓师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为仅矣。”认为齐桓公成就有限，楚仍桀骜不驯，所论很不相同。

　　东晋范宁搜辑诸家训释着《春秋谷梁传集解》，标榜兼采众说、择善而从，唐人杨士勋又为之作疏，成《春秋谷梁传注疏》。清人钟文蒸有《谷梁补注》，网罗前人遗说，可供参考。

　　由于《春秋》言辞隐晦，表述过于简约，给后人学习带来诸多不便。为了更好地表现《春秋》经文的内容大义，很多学者为其着文诠释，以补原书之不足。据《汉书·文艺志》记载，汉代传注《春秋》的有5传。后来《邹氏传》11卷，《夹氏传》11卷亡佚，只有《左氏传》、《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流传至今，被称为“《春秋》三传”。

　　《春秋谷梁传》 - 流传情况
　　《春秋谷梁传》与《左氏传》、《公羊传》一样，都是为解释《春秋》而作的。据《汉书?艺文志》，在汉以前，解释《春秋》的有五家，除《左传》、《公羊》、《谷粱》外，还有《邹氏传》和《夹氏传》。到汉初，《邹氏传》因为没有人把它传下来，《夹氏传》又没有文字记载，这两家就失传了。而《公羊》与《谷梁》则用汉时流行的隶书记录成书，称为今文，立于学官，即在中央国立大学设立课程，专门备有博士加以传授。

　　《春秋谷梁传》在战国时一直是口耳相传的。据唐朝人的说法，最初传授《春秋谷梁传》的，是一个名叫谷梁俶的人，他一名赤，字元始，说是曾受经于孔子的弟子子夏。但据后人考证，《春秋谷梁传》中曾引“谷梁子曰”，竟然自己称引自己；又引“尸子日”，尸子是战国中期一位思想家，可见唐人说法不一定可靠。书中还有引用公羊子的话并加以辩驳的情况，因此有人认为它成书要较《公羊传》为晚。

　　同样解释《春秋》，《左传》主要是阐述史事，是一部史书，《谷梁》则与《公羊》体例相同，采取自问自答的方式解说《春秋》的旨意，是阐明儒家思想的一部经书。《公羊》着重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强调尊王攘夷、大一统的思想，与现实政治配合较密切；《谷梁》则主要以文义阐发《春秋》经文，较为谨慎，认为应该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主张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恶。因此宋代的《春秋》学家胡安国曾说：“其事莫备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谷梁》。”

　　《春秋谷梁传》与《左传》、《公羊》一样，最初与《春秋》也是“别本单行”的。到晋朝范宁作集解，就把经传合为一书。后来唐朝杨士勋又进一步为之作疏，称《春秋谷梁传注疏》，共二十卷。清代也有好几家为《春秋谷梁传》作注。较通行的本子是清代中期阮元的《十三经注疏》。

　　《春秋谷梁传》 - 主要意义
　　读《春秋谷梁传》可以看《十三经注疏》本，汉代何休解诂，唐人徐彦疏的《春秋公羊传注疏》，晋人范宁集解、唐人杨士勋疏的《春秋谷梁传注疏》（均为北京大学出版社标点本）。或清儒庄存与、刘逢禄、孔广森、钟文烝、侯康等人的相关研究。汉代以后，《公羊》和《谷梁》关注的人不是很多，只是到了晚清，公羊学有过短暂的复苏。但在汉代，二传可都是立为博士官的显学，尤其是《公羊传》，可是用来“《春秋》决狱”的利器，能够流传两千年之久，其在思想上、语言上有不可抹煞的价值。尤其是是探讨汉代的学术思想史，就更是不能不了解《春秋谷梁传》。

　　范宁所做《春秋谷梁传序》，写得漂亮，文字也很美。比如讲到孔子“因鲁史而修《春秋》”时，讲到“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德之所助，虽贱必申。义之所抑，虽贵必屈。故附势匿非者无所逃其罪，潜德独运者无所隐其名，信不易之宏轨，百王之通典也。”说得还是比较夸张的，毕竟春秋三传彼此都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比如，宋襄公的评价，《公羊》和《谷梁》就截然相反。

　　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与楚师战于泓，说些什么“不鼓不成列”、“君子不重伤，”之类的话，最后大败，受伤而亡身。（《左传》）

　　《公羊传》云：“已陈（列阵），然后襄公鼓之，宋师大败。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把这个脑袋不甚清楚的宋襄公大大夸奖了一番，甚至还和传说中的贤君周文王相提并论。

　　《春秋谷梁传》二十三年与此不同：“兹父之不葬（意为宋襄公死不书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战，则是弃其师也。为人君而弃其师，其民孰以为君哉！”一句话，根本不配当国君，死了就死了。

　　范宁在《春秋谷梁传序》中，还曾把三传作比较，说出一番很高明的见解：“凡传以通经为主，经以必当为理。夫至当无二，而三传殊说，庸得不弃其所滞，择善而从乎？既不俱当，则固容有失。若至言幽绝，择善靡从，庸得不并舍以求宗，据理以通经乎？虽我之所是，理未全当，安可以得当之难，而自绝于希通哉！而汉兴以来，瑰望硕儒，各信所习，是非纷错，准裁靡定。故有父子异同之论，石渠分争之说。废兴由于好恶，盛衰继之辩讷。斯盖非通方之至理，诚君子之所叹息也。《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则深于其道者也。故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

　　《春秋谷梁传》 - 兴盛原因
　　《春秋》三传中，属于今文的《公羊传》和属于古文的《左传》，都曾长期受到人们的瞩目和重视，与《公羊传》同属今文的《春秋谷梁传》则少有问津，显得门庭冷落。实际上，西汉后期也一度有过“《谷梁》之学大盛”的局面，并影响了当时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同《公羊传》相比较，《春秋谷梁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强调礼乐教化，力主仁德之治，而这恰恰适应了西汉后期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一、强调礼乐教化，力主仁德之治
　　同《公羊传》相比较，《春秋谷梁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强调礼乐教化，力主仁德之治，而这恰恰适应了西汉后期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汉武帝死后，随着战争机制的解体和人民要求安居乐业的呼声高涨，与《公羊》有密切关系的刑名士遭到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对和斥责。昭帝时，议盐铁而罢榷酤，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生产得到迅速恢复，社会矛盾趋于缓和。宣帝即位后，要求“稽古礼文”，实行礼乐教化和仁德之治，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心态，成了大夫众口一辞的呼声和为政治民的准则。

　　在《春秋谷梁传》中，称引古礼之处比比皆是，如《隐公元年》载：“礼，赗人之母则可，娼人之妾则不可。”《隐公二年》云：“礼，妇人谓嫁曰归，反曰来归，从人者也。”《桓公三年》：“礼，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门，诸母兄弟，不出阙门。”《春秋谷梁传》屡屡高扬传统礼仪，倡导礼乐教化，贬斥非礼行为。清代钟文说：“《谷梁》多特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与夫贵礼贱兵，内夏外夷之旨。”

　　从重民的思想出发，《春秋谷梁传》力主仁德之治。它明确指出，“民者，君之本也“，认为那些昏君暴主败亡出奔，“民如释重负”。对那些爱护百姓，在志民生的圣主明君，《春秋谷梁传》认为《春秋》是予以褒美的。在《僖公三年》，它连连称道鲁禧公“有志乎民”，表明经文有赞扬之意。同时，《春秋谷梁传》又认为对那些只顾个人享乐，百姓死活的君主，《春秋》是予以讥斥的。《春秋·成公十八年》：“筑鹿囿。”《春秋谷梁传》说：“筑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薮泽之利，所以与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就是说，鲁成公筑囿以为虞猎之地，是夺民利，是不正确的。

　　汉宣帝在《谷梁》学的兴盛中起了重要作用。宣帝喜欢读《申子·君臣篇》，“颇修武帝故事”，曾拒绝王吉“述旧礼，明王制”的建议，反对太子刘奭专用德教儒术，认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因而后世常以武宣帝并称。但另一方面，宣帝“贝仄陋而登至尊，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注意采取措施抚恤百姓，济贫救难，多次颁布假民公田、减免租税、赈贷种食的诏令，要求地方官“谨牧养民而风德化”，并革除弊政，澄清吏治，平理弄狱，废除了武帝时的许多严刑峻法。宣帝意识到礼乐教化的重要作用，注意加强传统礼仪对社会的控制力量，使“海内兴于礼让”。

　　宣帝非常重视儒家士大夫的思想动向，重视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学说，而这时的儒家学说，除了吸收董仲舒《公羊》学偏重刑名的理论，更多地继承了先秦思孟学派偏重仁义王道的思想内容，其重要武器之一，就是《春秋谷梁传》。于是，甘露三年(前51年)，在宣帝的支持下，《谷梁》学被立为官学，成为统治思想的主要部分。

　　二、强调宗法情谊
　　在力主礼治的同时，《春秋谷梁传》还强调宗法情谊，这可以利用来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特别是刘汉宗室内部的矛盾。这是《谷梁》学在汉代一度兴盛的又一原因。

　　《春秋公羊传》虽有强调宗法伦常的内容，但它更多地是要求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春秋谷梁传》则不然。在解释《春秋·昭公八年》“陈侯之弟招杀陈世子偃师”时，《春秋谷梁传》认为，称招为弟，不合王朝礼制，但《春秋》为显其恶，特意如此，以说明招对骨肉之亲的极端残忍。这些内容，在宣帝之世有着某种现实意义。

　　西汉立国之初，发生一系列同室操戈的事件，《公羊》学和《公羊》派起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宗室内讧中深受其害的宣帝，即位后当然不能容忍《公羊》独尊的现象延续下去。

　　宣帝非常重视宗法情谊和血缘之亲，意识到它对巩固刘汉大统的重要作用。即位不久，他下诏说；“盖闻尧亲九族，以和万国。朕蒙遗德，奉承圣业，惟念宗室属未尽而以罪绝，若有贤材，改行劝善，其复属，使得自新。”武帝时行首匿相坐之法，虽父子、兄弟不得例外，致使“骨肉之思废而刑罪多”。宣帝即位后下令予以废除。宣帝还多次垂青于那些讲究宗法．兄弟间礼让为怀的臣下。丞相韦贤选定长子韦弘继承自己的爵位，但韦弘却因罪入狱。韦贤去世，族人，门生假托其命，立其次子韦玄成为继承人。韦玄成“坏容貌，蒙耻辱”，假装病狂，“欲让爵辟兄”，拒不应召。有些官吏要求惩处韦玄成，玄成“不得以受爵”。宣帝“高其节，以玄成为河南太守”，又根拔其兄韦弘为东海太守。宣帝此种举动，颇合《谷梁》之旨而与《公羊》相左。《谷梁》学的兴盛已经水到渠成。

　　三、尊王思想
　　对汉宣帝这样以较疏远宗法关系入继大统的皇帝来说，要长期稳住自己的宝座。在注重宗法情谊的同时，又要强调尊王思想。《春秋谷梁传》中尊王思想的存在，也是《谷梁》学兴盛一时的一个原因。近人周予同曾在《博士制度和秦汉政治》中谈及这一问题，但语焉不详。

　　汉昭帝死后，因无子嗣，权臣霍光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刘贺姿行淫乱，旋即被废。接着，霍光又拥立宣帝。可见，宣帝入主汉室，本无任何政治基础，完全是霍光一手包办。因此，宣帝即位后一直对霍光“虚已敛容，礼下之已甚”，甚至“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唯恐自己重蹈刘贺覆辙。同时，宣帝对刘贺也很不放心，刘贺被废后，封国改置山阳都。宣帝曾诏令山阳太守张敞“谨备盗贼，察往来过客“。张敞深知其中用意，“于是条奏贺居处，着其废亡之效”。得知刘贺无心再起而“不足忌”之后，宣帝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

　　宣帝的担心不无道理。从血缘关系的远近上说，当时比宣帝更有可能即帝位的确有人在。武帝诸子中，除了刘贺，活着的还有广陵王刘胥。刘胥本人也跃跃欲试，幻想着登上大宝。起初他见昭帝无子，便“有觊欲心”。后见宣帝即位，他更是愤愤不平，说。“太子孙何以反得立？”别的诸侯王如楚王刘延寿等，也认为刘胥可能即位而趋附之。“宣帝即位，延寿以为广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变必得立，阴欲附倚辅助之，故为其后弟赵何齐取广陵王女为妻”，并写信给刘胥说：“愿长耳目，毋后人有天下。”虽然刘胥、刘延寿鲜于计谋，又不得朝中权臣匡助，但这一事例表明，宗室贵族中的一些人对宣帝并不服气，宣帝的宝座当初也并非坚如磐石。

　　正是鉴于上述情况，宣帝不满武帝，又对武帝辟土广地，一统海内的文治武功钦慕不已，希冀保持那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盛势。他曾诏有司议武帝庙乐；说；“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义，选明将，讨不服，匈奴远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蛮乡风，款塞来享，……功德茂盛，不能尽宣，而庙乐未称，其奏议。”不久他即决定“尊孝武庙为世宗庙，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世世献”，置武帝于诸帝之上，给以最高荣誉。宣帝要“修武帝故事”，实现皇权的绝对统治，必然喜欢《春秋谷梁传》的尊王之说。

　　四、个人因素
　　《谷梁》学的兴盛，除了它有利于当时的封建统治，适应了社会政治的需要以外，也有着很强的个人因素。晋代范宁在谈到“石渠分争之说”时指出。“废兴由于好恶，盛衰继之辩讷。”此论可备一说。汉宣帝喜《谷梁》，确是秉承了其祖父戾太子的遗爱。据《汉书·儒林传》等，“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于是宣帝“善《谷梁》说”，将《谷梁》学者蔡千秋提拔为谏大夫给事中，“复求能为《谷梁》者”，还派刘向等十多人从江博士和周庆、丁姓习《谷梁》，“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随后在甘露三年，宣帝“诏诸儒讲《五经》同异”于石渠阁，让太子太傅萧望之“平奏其议”，从中襄助，并亲自“称制临决”，终使《谷梁》一派获胜，周庆、丁姓皆为博士，取得了与《公羊》博士平等甚至更高的地位，“由是《谷梁》之学大盛”。

　　为什么宣帝去请教韦贤等鲁人并听从他们囿于乡土之见的建议呢？一是因为以《谷梁》为代表的鲁学守先王典章之遗，多圣人流风余韵，一是因为宣帝与鲁人的关系特别密切。宣帝祖母史良娣，家本鲁国。当初，年幼的宣帝幸免于祸，丙吉见他无所归依，就把他送到史良娣的哥哥史恭那里，由良娣的母亲贞君抚养。丙吉也是鲁国人，是宣帝的救命恩人，是向霍光建议让宣帝即位的人。韦贤，夏侯胜都曾在宣帝即位时“与谋议”，出了大力。史高则是史恭的长子，因旧恩封侯得官。可见，宣帝喜《谷梁》，确与其好恶有关。

　　宣帝善《谷梁》说，又选刘向等人向江公之子江博士及周庆、丁姓学习《春秋谷梁传》。刘向等都是聪明好学，娴于辞辩的年轻人。如刘向，二十出头即“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宣帝甚“奇其材”。相比之下，当时持《公羊》义的博士严彭祖等人则略逊一筹，未见有什么口才。刘向等人出色的论辩才能，是《谷梁》学在石渠会议上取胜的一个因素。